受国际大氛围的影响，传媒与图书日趋商业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状况对于我们摆脱长期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促使传媒与图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然而，在一些畅销书的炒作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道德与审美的要素正日益被一些泯灭文化底线的“卖点”所覆盖。

　 这些“卖点”在取悦大众的同时，正在制造越来越离谱的泡沫。有的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腐蚀剂。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思想文化界，这些东西居然长驱直入，面对这些现象，批评界麻木不仁，人们的神经似乎真的到了“爱谁谁”的“后现代文化”思维之境地。一些在发达国家被视为公共伦理禁忌的东西，居然在中国赢得众人的大声喝彩。比如去年一本描写作者在新西兰“我的另类留学生活”（实即操皮肉生涯）的畅销书成为新的“卖点”，发行量出奇得好，不仅早已将前几年写“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类的书挤到一边，而且使“上海宝贝”们自叹弗如。近日京城一些报纸又在热炒前几年顾城杀妻案中始作俑者的“隐私”。据说这位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蛰伏了几年的不甘寂寞的女人，要将她在两位老少诗人之间的“隐私”面对“北京的灿烂阳光”。尽管书商一再此地无银三百两似地加以表白，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作者与书商合谋制造的新“卖点”。

　 岁月沧桑，可以淘尽许多人间恩怨，然而无辜者的生命价值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贬值，相反它更使人们看重生命的价值，珍惜真正的人间阳光。死者虽已眠，而亲属的痛苦却是无法消失的。顾城杀妻案中涉及的伦理、法律问题早有公断，作为公众案件，人们对它的判断决不是个人的隐私判断，而是对人的生命尊严，对公共价值的认同与判决，这是任何人都无权也无法扭曲的，更不可能让商业“卖点”轻易抹去。试图以一些轻浮做作的“浪漫多情”描写加以抹去的人，大约太看重了商业噱头的神通吧。如果连人类最神圣的生命与尊严都可以作为商业噱头的“卖点”，这决不是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产物，而是野蛮年代拿人做祭祀的陋俗与蒙昧。

　 在现代传媒日趋商业竞争的压力下，一些试图以新的报业运营方式跳出过去体制的传媒与书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此不得不以吸引大众注意力为卖点，人们对此也许可以从发展的观点去观察与理解。但是作为文化批判与媒体批评，人们对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泯灭文化底线，消解公共伦理的倾向却不能视而不见，剔除这些无聊低俗的泡沫，正是使中国方兴未艾的传媒与书业的改革可以健康向上的成长；挤压这些泡沫，可以推动中国文化事业朝着与入世之后相接榫的正确方向繁荣，不致使中国的新兴传媒误入歧途。从文化传统来说，造成今天中国文化事业的过分世俗与失去分寸，也是有着历史原因可溯的。中华民族的伦理与审美观念，是以中庸和谐、乐天逍遥的精神旨趣为特征的，由于它没有宗教意识的禁忌，底线意识极易滑向随意诠释。鲁迅先生早年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油滑善变、喜当看客，对什么都严肃不起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一旦出现真空，便往往追求世俗的刺激，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便是在此温床上滋生的。不管今天中国的一些书商与作秀者如何给他们的赝品打上风花雪月的标签，将它与张爱玲之类相比附，但实质却是为了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欲，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对一些充满血腥与刺激的东西嗜好成癖，使人们看到了类似《阿Q正传》年代中喜欢兴高采烈围观杀头的中国人的丑陋嘴脸，进入21世纪的中国媒体与书业将这种古老的蛮风作为“卖点”，岂非太可悲了。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恰好看到了在一份新办的报纸周刊的导读中，有两条上下紧连的要文导读。上方是一则炒作顾城杀妻案中始作俑者再次兴风作浪的消息《××在顾城与×××之间》（×号为作者省略原文标记）；下方则是介绍西方传媒大王默多克的文章，导言中写道：“面对全球传媒的成功范例，我们必须仔细思考怎样向默多克等人学习他们管理信息产业的能力，而不是向他们要钱。也根本没有必要去照搬他们的黄色小报文风。”看来我们的传媒业者实际上也处在文化品位与媚俗赚钱两难之间，非知之难也，而是行之难也。面对这种困惑与困难，需要的是冷静与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但愿新世纪的中国文化产业能走出自己的健康道路来，而不是重蹈国外传媒的老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文化批评责无旁贷，当仁不让，而不应充当炒家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