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有两只手，左手是市场，调节自由竞争；右手是政府，完善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正。艾哈德就像一位艺术大师，将秩序融于自由之中，汲取二者精华，使联邦德国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如鱼得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们相互对峙、水火不容。在经济运行上，一个奉行市场调节，一个强调计划万能，而且彼此都坚信自己走的是阳光道，别人过的是独木桥。但联邦德国却认为，市场与计划，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可以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基于这种认识，德国人另辟蹊径，既不照搬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完全复制原苏联的计划模式，而是将两者加以折中，走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

　 为充当世界霸主，希特勒在二战期间，攻城掠地，四处出击，结果害人害己，到头来却四面楚歌，赔了夫人又折兵。根据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精神，以柏林墙为界，德国被一分为二，东部由苏联管理，不久建成民主德国；西部被英法美控制，尔后成立联邦德国。西德成了欧洲的二等公民：国家负债累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战前的一半；一些大城市几乎被炸成废墟，据估算，每天用10列50节车皮的火车运输，柏林市的碎瓦乱石，也得运16年；许多人居无定所，四处流浪。1946年的冬天，是上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季，人们饥寒交迫，生活窘迫，苦不堪言。当时的人均食品供应量，只有战前的1／5。食物严重匮乏，危及着国民的健康，浮肿、软骨病、肺结核，就像是一场场瘟疫，至今仍让德国人谈之色变。

　 贫困交加的人们迫切需要工作，需要食品和医药，他们渴望着经济复苏，盼望有朝一日能恢复昔日的辉煌。随着战争的失败，希特勒的战时经济管制，终于走到了尽头。历经这场民族浩劫，人们反计划经济的情绪变得十分强烈。那么，是不是该完全放任自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西德面临经济体制的重大抉择。时势造英雄，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的艾哈德，深谙国情，顺应民心，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方案。他认为，要增加国民财富，用武力去强占他国领土，劳民伤财不说，弄不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用物美价廉的商品占领世界市场，既省时省力，又方便快捷。所以，他主张靠自由竞争来繁荣市场，靠国家干预去维护秩序。英雄所见略同，首相阿登纳与他不谋而合。于是，艾哈德很得赏识，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全权主理战后经济重建事务。艾哈德也不负众望，在任期间，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坚定地推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联邦德国成立前，英法美成立了占领局，管理西德的大小事务。由于战争遗患，物品供求紧张，该机构实行配给制和价格管制。但计划过多，管制过细，就如同一个个紧箍咒，抑制了人的自主性、创造力，德国人只有呆在家中，等待那份可怜的配额。要让人们充分施展才华，就得减少计划与配额。1948年7月，艾哈德当机立断，把数百条经济管制，如物价限制、票证配给等，通通扔进了废纸篓，同时税率也被大幅削减。此举一出，使原本绝望的人们，又看到了曙光。社会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共生共存，私有、国有、合作所有、工会所有，都可在同台竞争。于是，人们重振旗鼓，跃跃欲试，要到市场中去一显身手。

　 在大海中，鲨鱼是其他鱼类的天敌，要使水域中鱼自然成长、种类丰富，养鱼人就得防着鲨鱼。同样，竞争和垄断也是冤家。1957年7月，政府为保护竞争，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即通称的卡特尔法）。该法后来成了市场经济的“大宪章”：规定未经审批，大公司不得合并；禁止企业产、销联盟，统一定价。为严格执法，国家专门成立卡特尔局，该局依法行事、铁面无私，从1968—1982年，共处理了338起妨碍竞争事件，每年罚款达1000万马克。反垄断，给竞争者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要让优胜劣汰规律起作用，使人们提高效率、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还得防止恶性竞争。政府先后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法》、《商标法》，严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规定商品折扣不得超过3％；买一送一时，二者间的价值相差不能太小，如卖汽车时可送小配件，但不能送摩托车。

　 社会市场经济有两只手：左手是市场，调节自由竞争；右手则是政府，完善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正。艾哈德打过个比方：经济活动如同比赛，国家就像裁判，制定比赛规则、维护赛场秩序，但它严守中立，既不做教练员，也不当运动员。竞争虽可提高效率，但却不能兼顾公平，它往往导致两极分化，因效率而牺牲公平，这在西方社会司空见惯。与一般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市场经济更富人情味，强调全体成员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在社会保障上，西德不惜血本，每年此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因此在西方国家中，它的贫富差距最小。一些宏观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由国家掌握。在德国历史上，因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让人受害不浅，政府顺应形势，提出：“宁要低通胀下的适度增长，也不要高通胀下的高增长、高就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调节，但不能给企业主下硬指标、死命令。政府不是“太上皇”，它也得遵章守法。为此，政府和议会还修改出台上千项经济法规，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如《劳资协议法》就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必须由劳资双方自主决定。一旦这些协议成了白纸黑字，便具法律效力，在劳资谈判中，政府就不得有任何倾向性。

　 上个世纪50年代，西德经济飞速发展，实现了贸易顺差，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5％，远高于美国的2.2％、英国的3.2％、法国的4％，被称为增长的“黄金时期”。高增长并没有导致高通胀，70年代，虽然西方国家的通胀率达两位数，但联邦德国仅5％左右。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失业率大幅下降，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二战后的饥寒交迫到生活富足，西德仅花了20多年时间。艾哈德就像一位艺术大师，将秩序融于自由之中，汲取二者精华，使联邦德国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如鱼得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