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黑名单一词仿佛变成了香饽饽，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笔者在人民网做了个搜索，居然有八百多篇报道用了这个词。人们热衷于用黑名单这种方式来打造信用社会，规范经济秩序，于是从文化部门到质检乃至一些地区，纷纷动手建立自己的黑名单，媒体也一片叫好。笔者认为，黑名单如不加以规范，可能构成对人们权利的侵犯。

　 在法治国家，重要的社会关系应该由法律调整，而黑名单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学生的就业、人们的人格尊严，可以说是关系重大，因此绝不能凭某个部门、某个地区脑袋瓜一拍，就决定了事。

　 可现实是，质检部门、文化部门、银行纷纷在搞黑名单，这个地区、那个地区也赶着在定黑名单，条件、理由等框框都由自己定。然而，这些做法都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吗？

　 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比如《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有些人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共五种人。据此，如有关监管部门设立名单将符合条件者搜罗其中，防止违法任命的事发生，应说是合法合理之举。但其他部门，如规定有某种行为者，十年内不准从事某业，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只能说是行政权的自我扩张。

　 再如有些黑名单可能存在暗箱操作行为，局外人不知其详。黑名单上有哪些人，恐怕连苦主本人也不知道，直到商品卖不出去、招聘没人要、开业被拒等，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可能面临无法申辩、无处要求复议的尴尬。

　 操作不规范的黑名单，事实上剥夺了人们的法定权利，也容易助长某些部门的恣意妄为。

　 2001年12月24日《新闻晨报》消息《失信也需付出代价，大学生贷款不还名单将公开见报》。令人费解的是：欠钱不还，本可以上法院去告，由法院强制执行，为什么不上法院而上媒体呢，无非是把学生的隐私作为人质。再说贷款不还本有不能还和不愿还之分。对不能还者，应属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涉诚信，登了报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利益，徒伤学生人格；对不愿还者，《合同法》规定了很多救济方法，惟独没有登报宣示这一条。

　 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定黑名单，都可以引用黑名单来对抗对方的法定权利。企业可以定黑名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均可以定黑名单，而一旦上了黑名单，你就万劫不复，因为谁都可以引用。

　 黑名单现状是如此混乱，且此风目前如此之盛，令笔者担心：如果不加规范，人们的权利空间可能会被逐渐蚕食：工作忙迟缴了水费，明天就不能享受银行贷款；因贫困而无力还助学贷款，明天就会失去信用……

　 因此，为了捍卫我们的权利，为了防止可能的误伤，为了防止权力的恶性膨胀，笔者呼吁：黑名单需要法治之光的普照，需要理性的规范，需要对主体的尊重，不能用那不测之威侵犯我们的权利领地。

　 笔者认为，黑名单涉及主体的基本权利，需要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加以规定：在哪些方面可以立黑名单，明确什么行为可以列入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应承担的后果，及其申诉救济的途径等。

　 其次，黑名单对当事人应是透明的。将当事人蒙在鼓里的黑名单是不道德的。只有透明了，才能使人知道该怎么做。同时，应赋予其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第三，黑名单惩罚产生的后果，应与其背离诚信的程度相适应。如上文所举学生不还贷之事，如系客观不能，却将其上了黑名单，无疑霸道。

　 最后，黑名单应是动态的。黑名单在禁恶的同时，更应鼓励人们为善。上了黑名单，不应等同于判了死刑，应给人洗心革面的机会。黑名单的作用除了体现在防范风险上，更应体现在以此诫勉那些缺少信用之人，促其更早地走下黑名单上。

　 总之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中，黑名单应是劝人为善之举，既要维护正常的秩序，也要昭示对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