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

　 75年的岁月，人民军队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实现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常规到尖端、从陆军到多兵种的划时代变革。

　 在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标志：“两弹一星”、运载火箭、战斗机、军舰……在这些丰碑上，镌刻着国防科技人员的心血，更镌刻着他们对祖国的忠诚。

　 罗布泊，一块亘古而神圣的大漠。

　 当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罗布泊上空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时，中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那只曾紧紧捏着起爆核装置钥匙的手一下子松弛下来———在北京西城区的一间寓所里，已是85岁高龄的张蕴钰将军给记者讲述了那段往事。他娓娓道来，细声慢语，仿佛那段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并不久远……

　 秘密出兵敦煌 核试验靶场最终选定罗布泊

　 中国核试验的历史是从1958年秋天开始的。一群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滩上安营扎寨。

　 一天，正在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元帅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的勘察大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队的。”元帅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原来，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两支部队，一支叫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以后搞核武器试验；一支叫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以后管理原子武器。

　 1958年10月，原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受命出任0673部队主任。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认真查看了苏联专家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令他十分惊讶的是：按这个设计，试验场仅可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而当时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

　 随后，他又查看了地形、地质等情况，认为这个地方飞沙区多，修筑道路困难，又缺乏水源，不利于场区的大规模建设。而且离敦煌县城太近，不利于保护历史古迹。这些都坚定了他向第二个选址地点罗布泊转场的决心。

　 几乎就在张蕴钰向军委报告的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E·N斯拉夫斯基也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移至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总参谋部宣布了向罗布泊转场的决定。

　 队伍沿着古丝路向西进发了。张蕴钰回忆说：“经过几天昼夜连续行军，一天，我们到达了罗布泊，发现孔雀河里水波荡漾，芦苇丛生，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美景宝地。在周围300多公里内，没有村落、炊烟，可开采的矿藏也微乎其微，是进行核试验的得天独厚的场地。”

　 勘察大队就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这就是使用了16年之久的大气层核试验场，总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那么大。

　 不屈“596” 再难也要搞出颗原子弹

　 “596”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它标志着一个令人愤慨的日子。

　 就在核试验基地正式成立的一个星期之后，1959年6月20日，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协定，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

　 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面临着“上马”还是“下马”的严峻考验。谈起当时的情景，张蕴钰苍老的脸颊上涌起一片红潮：“那时真难，国家要还债，没钱。我想，我们在这里有一分钱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再难也要搞出原子弹。”

　 当年发生在孔雀河边的故事，张老至今记忆犹新。

　 试验场区缺水，战士们都轮流到十几公里外的孔雀河背水。早洗脸、午擦身、晚洗脚，然后再和泥修补住的地窝子。一次，一群工兵战士下班回到帐篷，发现早上洗过脸留着晚上洗脚的水“失踪”了。等开过饭，炊事员来还脸盆，大家才知道，原来洗脸水被“借”去蒸馒头了。

　 试验场的“木兰村”里住着一群女干部，她们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姑娘。“八一”建军节这天，进场三四个月连头发都没洗过的姑娘们，相约来到孔雀河边洗澡。看到奔腾的流水，听着哗哗的水声，大家都激动得争先恐后跃入水中。不一会儿，有人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头发怎么粘成坨啦！”“我也是……”原来水中的碱性物质与肥皂发生了化学反应。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捧着头发不知如何是好。在河边拉水的小伙子们打趣说：“哟，伍子胥过昭关愁白了头发还得一夜呢，你们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白毛女了？！”

　 原子弹爆炸前夜 工人王振禄在爆心守了一夜

　 中国首次核爆炸的时刻终于来临。党中央确定，1964年10月16日15时为试验“零时”。

　 15日晚，试验场区突然刮起了大风。狂风卷起沙石把已经安装了原子弹的铁塔打得丁当直响。核弹在塔上悬着，时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的心也悬着。他来到塔下检查，突然发现柴油发动机盖布变了样，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他用手一揭，看到一个工人师傅蜷缩在里面。“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回去？”工人回答：“明天是我的班，今晚油机万一出了事，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的责任可就大了。所以，我得盯着这儿。”

　 李觉破例同意了他的要求。后来，李觉得知这个工人师傅叫王振禄，“文革”期间因为参加核试验的事受到陷害。有人说他的心是黑的，他一急自己把肚子剖开了，叫他们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当时，医院没用麻药又给他缝上了。李觉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到厂里，要领导一定治好他的病。

　 第二天凌晨，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全部检查完毕，插接雷管工作开始了，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出发前，负责插接雷管的6名同志为了消除心里的顾虑，提出要带上主控站启爆台上的钥匙，可主控站的规定是不许把钥匙拿出去。在双方争执时，张蕴钰主动向试验总指挥张爱萍报告，自己带上钥匙陪他们一起上塔。

　 当时的塔上工作队副队长张寿齐回忆说：“到插接雷管时，我已经连续70来个小时没睡觉了。先是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有的部件经过运输存放有点膨胀，到现场还要拿钢刀和钢网慢慢刮，一点点蹭，生怕把原子弹弄响了。”

　 经过张寿齐和同伴们的艰苦努力，插接核弹雷管的任务顺利完成了。首次核爆只欠东风。

　 首次核爆炸成功 中国有了捍卫和平的核盾牌

　 “10、9、8、7、6、5……”

　 “起爆！”

　 随着最后一声口令下达，空旷的罗布泊大漠顿时响起一阵轰鸣。一团巨大的火球翻卷着冲天而起，渐渐地形成一柱蘑菇状烟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广阔的核试验场成了欢呼的海洋。当年参加核试验的人对那激动人心的辉煌时刻，至今难以忘怀。

　 ———马子超（原基地防化实验室主任，距爆心11.5公里）：我带的空气取样组，是暴露在地面距爆心最近的人。爆炸前15分时，我让大家卧倒，眼睛闭着。到了3点，感到背部有点热，我一看表，怎么还没响，就想这可能是一次演习。过了30秒，一想不对呀，回头看看，蘑菇云已经起来了。我高兴得招呼大家，快起来看，蘑菇云起来了，起来了！

　 ———葛才夫（原防化兵部学术处中校参谋，距爆心20公里）：核爆炸的烟云一升起，我们防化取样队就向爆心冲去。接近爆心时，我们看到蘑菇云逐渐扩大成一片乌云，飘在头顶，地面上，电线杆东倒西歪，效应汽车被吹翻，战备工事掩体倒塌，火炮的炮管被“震”弯。原来几十公里外就能看到的塔架不见了，它像面条倒在地上一样，弯弯曲曲……

　 ———汪业广（原后勤部助理员，距爆心30公里）：当时我和效应大队在一起，守着几笼兔子，是做效应用的。我手里提着个锣，怕兔子闭眼睛，爆炸声一响，就赶紧敲锣，一敲，兔子就睁开眼睛了。

　 ———王建立（原基地政治部干事，距爆心60公里）：参观时，规定要卧倒，没命令不许看。有的人就一直趴着，不敢动。爆炸响了好大一会儿，大家才偷偷抬起头，一看，蘑菇云已经好高了。拍电影的同志更有意思，大家都蹦啊跳啊，他们也跟着欢呼，竟忘了拍镜头了，后来电影上那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

　 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南海。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毛主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总理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从此有了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核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