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中，刘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于1990年被收审，案件历经两次审判，均因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现案件仍由当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而3被告人已被关押12年。

　 如此超期羁押，令人震惊，它如一个毒性甚大的顽瘤，近年来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与检察日报社举办超期羁押研讨会，与众法学专家对超期羁押顽症进行切脉会诊，指出当前超期羁押存在五大弊端：

　 ———“边清边超、前清后超”反复出现。对于超期羁押，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每年都提出纠正意见，但“边清边超、前清后超”问题反复出现，严重超期羁押、久押不决案件难以有效纠正解决。如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提出书面纠正意见6万余人次，但截至年底，仍有7000余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

　 ———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观念在一些办案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办案人员往往把查明案情、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惟一目的。为了查清案情，可以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权利于不顾，致使新的超期羁押屡禁不止。

　 ———一些政法机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怕承担责任，相互推诿。法律已明确规定对于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的，公安机关可以撤案、检察机关可以不诉、审判机关可以判处无罪。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案件时过境迁，已不可能获得新的证据，公检法三方还是推来推去，无限制地重审。

　 ———缺乏对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的操作办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关押后患上精神病的，应负刑事责任，但因失去诉讼行为能力，应终止诉讼，变更强制措施，进行监护或强制医疗。当前突出问题是精神病人的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问题无法落实，政府强制医疗经费难以解决。

　 ———对造成超期羁押的责任人追究和查处不力。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三部门联合会签的文件及中央政法委下文，要求对案件超期羁押的责任人予以追究，但如何追究、具体由哪个部门追究、如果不去追究有什么办法制约等具体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执行起来很难掌握，缺乏可操作性。

　 在执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监所部门对于超期羁押的纠正往往依赖于各级领导重视，造成大量重复劳动。一些办案机关对检察机关多次书面纠正置之不理，就是因为缺乏有力、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指出，超期羁押违背了宪法原则，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很大影响。从本质上讲，超期羁押属于非法拘禁，作为执法不公的一种形式，应引起执法人员的高度重视，要切实解决超期羁押问题，2000年的九届三次人大会议上，陕西人大代表刘三阳等15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对司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行“拖案”责任追究制的建议》的议案，认为“拖案”数量多、涉及面广，对社会稳定影响大，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错案。因此“尽快实行‘拖案”责任追究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法治意义。”

　 法学家们一致认为，只有从制度上建立针对超期羁押的制约机制，细化增强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才是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