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张炜的《能不忆蜀葵》与《外省书》相比有何变化？在我看来，出自同一作家的这两部长篇，虽就发表时间看，相距不到一年，但变化比较明显。

　 首先，《外省书》里那种略感矜持而紧张的写作姿态在《蜀葵》中得以缓解，偏于意念化的精神立场也变得隐蔽起来，那种知性化、哲理味儿较浓的语言风格有所松动，开始被一种更加活泼多样的叙述语言，包括反讽的或幽默的语言所替代。我这样说并无贬抑《外省书》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长处。应该承认，《蜀葵》对人物性格命运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作者热衷于表述思想意念的坚执，这是近年来张炜作品里少见的特质。它开始回到舒展、从容和生活化的描写中，虽然叙述的调子仍然偏冷，现实的气息却丰盈了，整体风格上则有种怪异的美。

　 当然，张炜还是张炜。我自“芦青河”时期就关注他的作品，经过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几乎他的每部重要作品我都评论过。我觉得有些批评家对他的解释似乎越来越复杂、玄虚了。我始终有我的素朴看法。张炜是个精神世界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作家，这既是他的活力之源，又是他魅力之源，同时还是他的局限所在。他不断地变换着双重眼光中的某一种，来观照农业文明下的田园或田园背景下的都市，那里既是诗意的乌托邦，又是专制和残忍的伤心之地。我曾在《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中指出，张炜的葡萄园里交织着静穆与残忍，既有少女、纯净与感伤，也有专制魔王和嗜血的刽子手。

　 整个80年代，张炜应和着捍卫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的呼声，应和着启蒙主义的思潮，应和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人权话语和人伦话语为主要武器冲在前面。如果说这时期他也用双重眼光———重心无疑是放在反封建、反专制的人道主义主题一边———关注人权问题，同时呼唤着文明和现代化。《秋天的愤怒》、《古船》皆体现此种倾向。《古船》中的土改风波即由此而起。然而，当市场经济以更大的声势卷来，商品意识无处不在，无处不渗入之后，张炜忽然跳到了另一端，他不再谴责乡土中等级歧视的严酷和扼杀人性的昏暗，他以《九月寓言》为转折点，其价值支撑大幅度地移向了乡土，并把“完美化”作为理想的净土和灵魂的栖息地。“一潭清水，融入野地”，便是其贯穿的象征。这几乎带有卢梭的自然主义倾向。

　 在《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中这一思想总是表现得甚为强烈。《蜀葵》中的“蜀葵”，就象征着乡土的博爱、仁厚、淳朴、海涵。因为母亲用蜀葵这种植物救了主人公淳于阳立的一条命，而他也曾在蜀葵地里抚摸过女孩米米，并为她的刚健清新的美丽所感动。作为一个美术天才，他是从螺狮夼的蜀葵地上起飞的。

　 如此解读张炜以后，也许对《蜀葵》这部书就好理解了。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对某一种知识分子悲剧人格的透析和解剖，是对一个精神领域里的奇才在商业社会和物欲挤压下被异化、被扭曲、被分割的惨痛过程。的确，画家淳于阳立是个怪人，欲望勃勃又才气逼人，他的绘画创造力跟他的占有欲、报复欲一样的旺盛。他由纯粹的艺术家，到“讼棍”，到老板，到赝品的疯狂复制者，到逃逸者，走过了一条怎样惨烈的道路啊。他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他身上引出的宿命的毁灭之路，却不能不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这位艺术天才，狂热，神经质，非理性，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但又自恋，狭隘，嫉妒，同时又不乏真诚，坦率，富于激情。他的毛病和他的才华一样的茂盛。

　 他和另一画家桤明的关系就很耐人寻味，他们曾是一对少年挚友，好到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地步，简直有种同性恋倾向了。但他们双双成名后，他对桤明却是当众奚落，背后流言，极尽刻薄之能事。桤明得了个“洋奖”，他嫉妒得发疯，他给桤明介绍了一个女友，见人家真的好上了，他又大吃其醋。桤明来看望他，他从门缝里塞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侮辱的话。但他又刻骨地想念着桤明，决不允许他的弟子有半点亵渎。久别重逢，他俩有诉不完的心里话。他们是那样地不能相容，又是那样地深深牵挂，不能忘怀。看来责任主要在淳于身上，桤明好像更为理智，宽容，也更加委曲求全。

　 淳于又是个多欲之人，在对待女性上有泛爱倾向，如患狂疾，他说他“有时真想不停地做爱求得速死”。但他又有幼稚如婴儿的时候，他和陶陶姨妈的关系，并非人们臆想的乱伦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他是最成熟的与最幼稚的矛盾集合体。实际上，这种人古己有之，今天也未绝迹，这种人总是与环境格格不入，不能见容于他们的时代，成为牺牲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性格即命运”也许是一解。

　 我认为，作者写出淳于其人的这样一种奇异的存在和毁灭，就是真实的，没有必要非得附加一些外部原因来增厚其社会意义，也没必要非要与批判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挂上钩。正因为如此，我对作者安排淳于后来下海经商，当了一阵子大老板，生意做得很大，所谓“八路大军，二大超市，外加洗浴中心，加油站”之类不太认同，觉得似乎不太合乎淳于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桤明倒是更像是个做生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淳于的非理性头脑和梦幻般的艺术气质决定他不是干这个的人。要干也干不到这个份儿上。如果作者写淳于的艺术饱受冷遇，市场化一步步把他抛向边缘，违背艺术规律的力量一点点地扼杀了他的天才，那倒是比较真实的，那样的批判比现在这样的批判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当然，没有谁规定像淳于阳立式的人就不能做生意。现在是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年头。淳于在还债的重压下彻底崩溃，然后像旋风卷过大地一样地消逝了，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