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摘报》3月7日消息：湖南省宣布，以前向基层政法部门内部下达的罚没指标和创收指标一律取消。

　 这是一个本该早就到来的消息，但我们等了很久才终于由湖南省在全国率先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司法职能的归位，回到它应有的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的轨道上来。司法和执法机关是社会公正秩序的维护者，是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纳税人已经为此而付费，本不应该再有其他逐利行为和直接的经济任务。而在以往，司法和执法部门的“执法经济”不仅被视为天经地义，甚至在一些地方被当作经验加以推广宣传。导致一些执法部门怪事不断：有视“管理就是收费”的，有把娼妓当作摇钱树的，有纵容假丑恶以作“罚款源”的，有肆意收容遣送他人以谋利的，甚至逼出“处女嫖娼案”者亦非绝无仅有，更不用说在制定政策时的吃里扒外内外有别公私有别，以及在执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的“政策贪污”。

　 当逐利成为一些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主要目标，必然使执法和司法行为严重偏离公正的轨道，更别指望他们能制定出各项合乎公正原则的政策。它最大的危害不仅在于对具体的利益主体的侵害，更在于它伤害了公平的社会规则，使各种非法的、无序的、不可预期的社会潜规则大行其道、为所欲为。

　 湖南省此次宣布的只是取消司法机关的罚没指标和创收指标，但除此之外，任何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也都不应该有类似的指标和其他各种直接的经济任务，经济部门也不例外。《中国青年报》3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香港的公务员素质和效率在国际上很有口碑，记者为此专访了曾担任香港公务员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香港工业署署长，现任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王英伟先生。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在担任香港工业署暑长期间，一位内地的市长问他：“香港有多少工业企业是亏损的，多少是赚钱的？”他的回答是：“不知道。我的职责是把香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规划、配套设施、人才匹配等各方面的事情做好，至于你企业赚钱不赚钱与我无关，市场经济自然会优胜劣汰。”要在内地，这样的回答肯定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表现，但在他们那里，这才是真正的称职。难怪那位市长愕然：“这与内地完全相反。我管工业，天天都是亏损企业来找我要钱，要政策。”王英伟先生直言，实行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内地的官员一定要从行业管理者和计划制定者的角色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服务者。过去在内地，企业是求着政府，办什么事情必须先提出申请，批不批、多长时间批，都是政府官员说了算；在香港则不然，企业去登记，官员一定要服务好，譬如规定20个工作日必须签，超过一天企业就有权投诉，办事官员会因此受到处分。香港公务员的高效廉洁，与这种角色定位和具体的制度要求密切相关。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司法机关应该解决的问题，还牵涉到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该不该有经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