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消费者，我也不满意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找谁谁也不管的时候，没有别的选择，暴力可能成了最后的维权手段。

　 但作为理智的消费者，我们应该认识到：“邪恶的手段不能达到美好的目的。”

　 目前，维权成本太高，说明我们的社会关系是恶劣的。用暴力和谩骂手段维权，反映出我们社会制度层面的一些问题。要形成社会的良性互动，主导权在政府，政府在教育消费者合理维权的同时，也应该分析造成这种问题的制度成因。

　 其次，在商家和消费者的互动中，主导权在商家。发生纠纷时，商家的一些积极行动，看起来受益者是消费者，其实也是商家自己。

　 反对让制假者倾家荡产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用暴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做法，有“文革”遗留的因素，也有我们民族文化深处的原因。最起码，缺乏平等协商和彼此尊重的精神。

　 市场经济教育人。用暴力这种手段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利用权势欺负弱者，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太大的市场。可以看到，广东、江浙地区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我反对“让生产伪劣产品的人倾家荡产”的提法。有人说：“把坏人消灭掉了，都剩下好人了。”这是不可能的。给人改正的机会，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尽管每个家庭都买过假冒伪劣商品，每个人都遇到过劣质的公共服务，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年的进步。

　 彻底消除伪劣产品，在于每个人认真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因为我们每人都是消费者，同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是生产者，只不过一些人生产产品，一些职业包括公务员、媒体记者在内，提供的是服务。

　 我们不能自己一方面不敬业，另一方面以消费者身份出现时，又抱怨自己得到的是伪劣产品和不好的服务。有这样的心态，中国的伪劣产品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做个理智的社会人

　 唐广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家）

　 首先，作为社会人，我们反对暴力，哪怕是为了维权。从砸奔驰，到砸医院，虽然各个事件的发生原因不同，但说明了一个问题：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得到及时的外部救济，没有办法时才丧失理智。

　 应该说，任何消费者起初都不是为了追求不快乐；任何暴力的结果，都不是他们从开始就有的想法。从这样的道义层面上，不能过多地指责消费者，而要分析真正的原因。

　 从法律角度讲，消费者没有感到法律机制的及时有效，也没有看到政府部门的相关作为。需要问的是：他们做了什么？

　 在当前的中国，一个理智的消费者要考虑中国的现实，也要考虑维权的成本。

　 理智要从消费阶段开始，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尽可能地判断，避免失误。有了损害，也要理智。“买一根针不尖也要打官司”是一种误导，维权要进行成本核算。法律制度毕竟不是100％理想的制度，只是一种补救。如果维权的损失很大，就没有这个必要，还不如积极地去创造更多利益。

　 其实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完善。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法规本身有缺陷，而是执法过程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