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新闻时见于报端。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伤熊事件”；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陈某，因与家里闹翻，家里不再给他钱。他就从校团委办公室偷窃53张信用卡及密码条，透支得款27900元；今年2月，天津医科大学学生马晓明，因4门功课不及格被学校劝退，因为觉得无法向家人交待，竟然打算杀死父母和奶奶后自杀，马的奶奶和父亲不幸身亡；数天前，北京一高校学生马忠义，携带仿真枪、匕首、胶带等，潜入本校女生宿舍楼。将两名女生捆绑，用不干胶粘住她们的嘴，以杀人、引爆炸弹相威胁将两人控制，并索要钱财。

　 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都发生在大学生———这些人们印象中的高素质人群身上。这些做出如此极端行为的学生，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原因和家庭背景，但是，还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有没有缺课？

　 就此，我们邀请一些教育界人士谈了自己的看法。

　 ——编者

　 从这些事件来看，其背后有许多因素与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相关。

　 比如天津的马晓明，表面上看，是不能让人容忍的行为。进入事实层面，重要的起因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不敢向家人交代。因为他没有达到家人代表的社会期待，不能承受压力，想自杀，又怕家人伤心，就杀了家人。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下的个体行为。

　 而另一个学生马忠义，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想重考家里又不同意。而换专业在目前的学校制度下，也是相当困难的事。

　 其实，教育制度的弹性可以更大，比如说专业调整问题。我们在2000年曾经对北京18所高校的大二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一半以上的学生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一半以上的学生在选择本专业时并不了解它。他们非常被动地接受自己的专业。

　 学生在成长阶段不定型，应该多给他们一些空间。国外的中学后期属于方向指导期，老师在日常生活中会特别观察学生的发展方向，为了更专业化，还配以职业倾向测试。

　 所以，我们的教育在帮助孩子怎样选择方面做得还不够。

　 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与大学生有关的事件，表明对学校教育功能的期待和对一些教育现状的不满。

　 公众希望学校更纯净，更有效率。从某些方面说，学校的课程与社会生活脱节，学校教育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现实复杂的、阴暗的一面。可另一方面，学校这种净化的环境使学生缺乏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这些做出极端行为的学生，他们责任能力很差，不善于做出选择。除了选择使自己解脱，他们找不到更积极有效的办法。

　 能让他们进入大学的高分，并不表明他们具备了真正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竞争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现在学校教育中通行的竞争观却很狭窄，多是从分数的高低来衡量学生的好坏，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表现，结果导致很多孩子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其实孩子表现能力的方面很多。

　 对学校和教育的期待，从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学校能完成的，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它只是所依赖的大社会的组成部分。平和地看，学校不可能超越社会，制造摆脱社会影响的产品。

　 （本报记者 原春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