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发生固然有复杂的气象因素，但在更广泛意义上，沙尘暴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22日下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保总局沙尘暴项目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环保总局测试中心等多位专家学者顶着京城五六级大风从四面八方赶到一起，共同为刚刚发生的近1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把脉开方”时，有如此一番共识。

　 沙尘暴的形成必须有沙尘源和风力、高空强对流等要素。后两者属于气象因素，非人类所能控制。因此，沙尘暴源发地遭受的生态破坏，尤其让与会专家忧心忡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高吉喜认为，沙尘暴源发地生态破坏是自然原因、人为原因以及两者间交错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的沙尘源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大量存在的沙质土壤、稀疏的植被和降水稀少，决定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质疏松，在遭受破坏后很容易成为沙尘暴发生源。气候加速了这种可能。近50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气温显著升高，暖冬年份连续出现，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西部干旱化趋势加快。同时，近10多年，西部地区耕地、林地、草地变化剧烈，农田开垦和弃耕并存。林地总面积增加，而天然林和防护林却在减少；草地面积明显减少，而草地退化和鼠害面积却在大面积增加，据测算，西部地区退化草地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2％，从80年代末至今鼠害面积增加27％。耕地的增加，主要也是来自对草地和林地的破坏。仅以1995年－2000年5年间为例，西部地区因开垦草地增加的耕地面积占69.5％，因开垦林地增加的耕地占22.4％。可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种种不合理垦殖方式，使耕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内蒙古、甘肃、新疆在1986年－1996年共开垦草地194万公顷，已有一半撂荒沙化。沙化的耕地，就成为沙尘暴重要起尘地之一。与此同时，有限的水资源却得不到合理利用。西部耕地面积在增加，但多为水浇地，致使农业灌溉用水比重在西部水资源中越占越大，而生态用水却仅占极小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沙源区的干旱程度。

　 遏制沙尘暴源发地的生态破坏，生态专家提出的诸多对策，实际上很多都落在了“洗脑”二字。他们说，对待“生态”，很多观念我们急需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首先，正确理解对生态环境的“保育、改善、恢复、重建”。高吉喜说，生态环境的保育、改善，重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生态建设。“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再多的投入、再大的生态建设，也只能是修修补补。”

　 高吉喜认为，以我国国情看，要更注重生态“恢复”，而不是“重建”。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做法是过分注重生态建设，忽视生态保护，将两者分得很开。他指出，目前很时髦的“生态重建”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有限的资金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二是不符合生态规律。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导致了“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每年沙尘暴多发期也正是植树造林的火热时节，百姓对此有戏言：“沙尘暴越厉害，种树活动越火爆”。有的沙源地甚至开辟了所谓“沙漠之旅”，鼓励人们去种树兼观光。高吉喜所长对此很痛心，他指出，并非所有的植树造林都是有利于环境。绿化行为首先要遵守自然规律。譬如，这一地区适合种草还是植树？选怎样的树种？“如果某地种下的树3年后仍要靠人工浇水才能存活，那这样的植树是不符合当地实际的，坚决不能再继续下去。”生态专家在此次会上疾呼：“植树造林也急需实施环境影响评估！”

　 其次，合理正确实施荒漠化治理。高吉喜提出，我国荒漠化防治的重点，应置于农牧交错带、绿洲和西南山地丘陵区；科学划定农牧交错区、特别是界定西北干旱区的北界，降低干旱区的垦植指数；转变传统的治沙方式，防止引水造林治沙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保护沙漠周边地区地表结皮、固沙植物等，切忌盲目的“人进沙退”。他断言：“在全球气候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想人为消灭沙漠，不可能！”

　 其三，从“大生态”的高度、全流域、全区域的角度控制沙尘源生态破坏。高吉喜提出，国家应增加生态保护资金投入。对有利于生态保护的长期投资项目，政策上应给予优惠支持，各级政府应增加生态环保的投入，逐步建立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偿、遗传资源惠益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譬如，流域的上游区如果为生态效益牺牲了一定经济利益，中下游地区应予上游地区一定补偿等。

　 同时，生态保护投入应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天然林、防护林、天然草地的保护与恢复、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的投入。

　 此外，“调整产业结构”不能仅仅局限于沙尘源区内，而应是整个区域、流域产业的调整，也包括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地方的‘城市化’进程，往往伴着各种不合理开发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沙尘暴的频次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