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遇见过像沈红这样的人，接受采访先讲条件：

　 “我希望我们能退、退、退，退到最后，不要写我们，而是把这个村子和村里的孩子推到最前头，他们的声音太弱了。如果能通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命运和需求，让他们得到一定帮助的话，我就同意接受你采访。”

　 “做了就做了，不是为我们自己。如果做了之后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声的话，那就辱没了我们的那分情感。”她给我的照片，竟固执地将自己裁下来，只留下村民的影像。

　 沈红是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穷人的女学者，她说的那个村子，叫年丰村，在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今年2月，正读在职博士的沈红，要用寒假这段时间，再去年丰村，还打算在村里过春节，这是她第6次去那个偏远贫穷的地方。

　 “沈红是我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孙女，北大毕业，好好活在北京没什么问题。可她包一拎就走了，专跑穷地儿，尽钻山沟，还拽上家人朋友跟她一起资助了几十个穷孩子。现在，能这样深入底层的人可不多！”她的同事这样说她。

　 “你到了这种贫困地方，就会本能地要去做事情”

　 沈红第一次到年丰村挺偶然的。

　 1997年底，在做贫困监测和调查选点时，沈红到了贵州的毕节地区。知名的草海保护区就在这里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他们去了草海，想了解“扶贫与发展”、“人的发展与鸟的保护”等问题。

　 到了威宁的草海，又知道了石门乡。石门乡位于云贵交界处，是贵州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但它在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教育史上地位很特殊，解放前，那儿曾出过一批大学生，甚至还有博士生。沈红他们很好奇，决定跑过去看看。

　 1998年元旦前一天，他们到达石门乡。石门，给去过很多穷地儿的沈红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路太难走了！从县到乡得走142公里，从乡到村，得走十多公里，净是山路。”沈红就是这次去了日后让她牵挂不已的那个小村子———年丰村。

　 年丰村有10多个寨子，分布在好几座山上。沈红跑遍了这些寨子，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村里从没接待过外边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安排她住。幸亏沈红去穷地儿有经验，自己在县城买了一床被子背下去。“如果能背床，我也会把床背下去。”到了村子，选了一户有石头房子的人家，这家有俩女孩，本来是姐俩挤在一张单人木头床，沈红来了，老二被挤到父母房里。

　 沈红刚进屋，这家大女儿第一个动作是把床上脏得看不出本色的黑被子抱走，然后拎来一把喷雾器，对着床“扑扑”打臭虫。那个女孩跟沈红睡一个被窝，合盖她背来的被子。第二早起，沈红身上还是被咬满了包。有一张照片，是沈红在村里跟一个村民谈话，我细瞅，发现她的后背上落了很多苍蝇。

　 “种一坡，收一锅”。土地贫瘠是这里贫穷的原因之一，当地主产土豆和玉米。“老乡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能拿钱买东西，让他们单独给我们做饭，这就把自己贵族化了。他们主食就是土豆和玉米。玉米碾得碎碎的，做成干饭，很难下咽。这两种主食我还是选择土豆。他们把土豆扔到火塘里烤，烤得黑黑的，把皮剥掉吃，吃完了手和嘴都是黑的，顿顿吃。”

　 “顿顿吃，吃一个星期还不吃吐了？”我问她。

　 “没有没有，我能吃。到底下我挺适应的，也不生病，走起山路不比小伙子差，看不出来吧？”她挺得意。

　 这趟跑下来，他们发现当地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许多初中生辍学。能不能给这儿的孩子帮点忙，资助他们上学呢？

　 “你到了这种贫困地方，就会本能地要去做事情。你见到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眼睛，都会被打动，会自发地做些事。从1993年帮助第一个孩子起，很多朋友都在帮助我一起做。”

　 那次从贵州回来，沈红先去了青基会的希望工程。“人家只做小学生，不做中学生。我手里拿回来一堆表，没办法，只好自己做。希望工程帮助的是小学生，我们主要帮助初中生，因为初中生的失学率也很高。”

　 从1998年开始，沈红他们在威宁每年选一批孩子，一直资助到初中毕业。据他们测算，一个孩子一年要440元钱，这钱包括书杂费和部分住校生活费。

　 “贫穷地方的人对外部世界完全不知道怎么进入，我们稍微帮助一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采访时，沈红拿出一摞照片给我看，她指着一个站在破房子前的瘦小男孩，喜眉乐眼地说：“这是我的小孩。”

　 “你的小孩？”我吓了一跳。

　 “是我资助的孩子，上初二了。这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看上去人高马大，挺壮实的，但脚的骨头长年肿，不清楚是什么病，不能做田里的活，全家只靠母亲一人操劳。我去他家找他时，他没想到，高兴坏了。”

　 “他们叫你什么？”我问。

　 “喊我妈妈！”她又咧嘴乐了，接着又兴冲冲地说：“这是我的新小孩，去年的。”

　 去年七八月，沈红又去了威宁，对前一年的助学活动进行了追踪调查，再核实下一年学校提供的新学生情况。这次，她一个人就资助了5个孩子。

　 那天，她正在一个学生家里聊天，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门口，村里人指着男孩说：“他特别想读书，可家里盘不起。”

　 沈红注意到这个孩子：“他很害羞，个子小极了，12岁。他在一堆孩子里躲着，我让他领我去他家，他父母不在，我问他为什么没读书，想不想读书，说着说着，孩子就哭起来，眼泪噼哩吧嗒往下掉。”

　 “小学毕业那年，他收到初中录取通知，家里没钱，他爸就不让他读了。我去他家里看，屋子很矮很黑，土房子，里边什么都没有，火塘边上有个小木桌，矮得像只橙子。他领我去他住的屋子，屋子特别黑，只有一张小床，床头绑着一只小油灯。

　 “我问他写字的桌子呢？他说没有桌子。那你怎么写字呢？孩子就跳到床上，靠在油灯前边。这个小孩叫吴健强，现在已经读书了。”

　 到年丰村的第二天，天一亮，沈红去看她的小孩。村里有他们在威宁助学活动资助的第一个孩子，叫朱明兴。

　 沈红第一次见朱明兴，是1998年元旦，那时他该上初一，因没钱就在家待着，通过沈红他们的帮助，他念完了初中。2001年沈红再见他时，大吃一惊，三年前那个精神的、有理想的小伙子不见了，现在的朱明兴完全变了个样儿，脸色苍白，精神萎靡。一打听，原来他又失学了。

　 朱明兴的学习成绩很好，在乡里数一数二，初中毕业考上毕节一所中专，还是因为没钱交学费，他又失学了。

　 “我去他家，他不在，村里人就跑出去找他，他正在山上放羊。别人告诉他：北京的沈老师来看你，你快回去吧。他一听就哭了，一路都哭着回来了。”

　 “他怎么不去申请助学贷款什么的？”我问沈红。

　 “他们不懂呵！他考上的学校在毕节，对他来说那儿多远啊，家里说没有钱，几千块，太贵了，根本拿不出来。

　 “这孩子读书的心特别特别重，他太想读书了。他妈妈跟我讲着讲着也哭起来，她说我没办法，我盘不起他，我对不起这个孩子，他太想读书了。我坐在他家时，他妈哭，我也哭。”

　 朱明兴是个内向的孩子，不爱讲话，失学回家后就跟他妈怄气。在他读初中的学校，大家知道他是北京老师资助的学生，他自己也非常要强和用功，可最后没能出去读书，对他打击很大。沈红说像这样考上学而又没法读，他们管这叫“相对剥夺”。这种打击和失落非常大，朱明兴心理一下子不能适应，一年都缓不过来。

　 失学后，朱明兴先去挖铅锌矿，他本来身体就不结实，井下也没什么劳动保护，工作条件很差，人都是躺在地上挖，结果他把身体挖垮了，把自己挖成一张苍白的脸。沈红问他为什么非去挖矿，他说要攒钱念书。“读中专，一年3000多块的学费，他挖锌，得挖到什么时候才够上学啊？”

　 沈红听了很难过，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去挖矿了，就给我打工。你给我当向导，陪我在村寨跑，搞调查，我付给你一点报酬。这样，沈红在威宁时，朱明兴每天带她出去跑，还帮她整理资料。

　 “过了几天，我跑到乡里去给那个学校打电话，村里什么都不通。我在乡上开了一大堆证明，帮他联系上了他考上的毕节工业学校，学校同意给他减免一些学费，我再资助一部分，这样，朱明兴又可以读书了。”

　 “事后，我也检讨了自己。前年夏天，我的一个同事来过村里，见到朱明兴，回来说他正在家里生病。当时他考中专了，但不知道考上没。结果我那个同事刚走，录取通知就来了，他要是跑到乡里，打个电话给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帮他想办法，可他不好意思，也不敢，结果白白在家待了一年。

　 “这不光是个钱的问题，贫穷地方的人对外部世界完全不知道怎么进入，实际上有很多渠道是可以进入的，可他们不知道或不敢。而我们稍微帮助一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通过我的朋友，朋友又通过他们的朋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网在帮助孩子们”

　 沈红他们的助学活动，有一套完整的联络和管理网：依靠一个由县、乡、学校三方结合的网对助学资金进行管理。由学校推荐孩子，沈红他们亲自做户访，核定资助对象。钱不能挪用，否则会有制裁。每位受助生要与资助人保持通信联系，学期结束时要报告学习进展和家庭情况……

　 “我只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人，我通过我的朋友，朋友又通过他们的朋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网在帮助孩子们。”沈红说。

　 她讲的这个网里有4个核心人物，除沈红外，还有朴之水、汪三贵、石茂明，4人都是青年学者，朴之水还是个有韩国血统的美国人。

　 2000年，沈红他们都在国外，只有石茂明一人在国内，但他们的助学活动不想停。这年夏天，朴之水拿出7000元钱，让石茂明去了一趟威宁，任务是追踪前一年被资助孩子情况，再落实下一年受助生的名单。

　 石茂明是四川人，苗族，老家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父亲是位民办教师，他是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念完大学的，现在社科院民族所做人类学研究。石茂明是从穷地方出来的，但他还是想不到威宁穷到这份儿上。

　 “土地太贫瘠，老百姓又过分依赖土地，靠天吃饭。土豆才一毛钱一斤，这能卖多少钱？产一万斤才1000块钱。那年夏天去，青黄不接，地里的土豆还不到收获的时候，老乡就挖出来吃了，还有人家挖野菜吃。他们没有致富能力，说明我们的教育搞得不好，受教育程度低，老乡连跟外边人说话都说不好。”“助学活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穷学生找准。沈红是研究扶贫的，她反思前20年中国扶贫问题时，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扶贫对象不准。好多扶贫款下去，到不了真正贫穷的人手里，很可能到了贫困地方的富裕人手里。第二步是钱的传递，最可靠、最便捷的方法，是把钱寄准，不能直接把钱寄给学生本人，也不能寄到县里，我们一般是寄到孩子学校的校长手里。”

　 这年夏天，石茂明拿着学校提供的贫困生名单，下去一个个核实。他一天要走几个钟头的山路，亲自到学生家里去看，问问人家有几个孩子，养几头猪，种多少地，孩子上学有没困难？他连着跑了几十户。

　 有天，石茂明到了一所小学，校长的老婆说，你们真要资助学生的话，应该到张萍家去看看。她以前在我们这里读书，到现在还欠着几百元钱的学费，是我们家给垫的。她现在又跑到另一所中学，又欠上人家钱呢。

　 这个孩子本来不在资助名单上，石茂明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她家，小孩不在，去县城给她妈买药去了。

　 张萍家五口人，只有一间土房子，四壁皆空，里边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一间屋子又当厨房，又当客厅，还是养猪，粮食都没地方放。家穷的原因是母亲长年有病，她爸在县城打工，做苦力，用一辆两轮板车给别人拉脚，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10元钱。

　 没多久张萍回来了，还直哭。原来她到了县城，药钱要5元钱，可她只带了两元钱，这两元钱还是借的，药没买成，人哭着回来了。张萍成了石茂明他们资助的孩子。没多久，石茂明又碰到俩小孩，没爹没娘，只有哥俩，哥哥叫李恒。他妈被车撞死了，家里不但没得到赔偿，还欠下了丧葬费，还不起，债主一怒之下，把他家房子给扒了，三间土房全没了屋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他爸外出打工，去了云南个旧挖矿。

　 石茂明去的时候，李恒的父亲已七八个月没信来也没寄钱来，音信全无，人不知是死是活。小哥俩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家里的地也被村里人抢种了。哥俩住在破房子里，火塘上没有锅灶，一只铁架子上吊着一口黑锅，里边煮着黑乎乎的东西。陪石茂明去的当地人，跟李恒说：“这个大哥哥是从北京来的，要帮助你们上学读书。”孩子一听，当即就跪到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学校推荐李恒时，原因写得很简单：母亲因车祸死亡，家庭困难，本人失过学。如果光看推荐表，我们很可能就不资助他了。”石茂明说。

　 “她现在还想着攒钱读书，可一年以后她还会这样想吗？”

　 在追踪受助生时，石茂明发现了一个女孩，是他们助学活动第一批资助的学生，初中毕业时报考了卫校，老师说如果考，这孩子很可能考取。但考试得到县上，威宁是贵州最大的县，从乡到县有140多公里。家人算了一笔账：考试要路费、报考费，不算住宿费，一顿饭哪怕只吃一块五的粉条，考趟试也得200元钱。父母说没钱，结果孩子就没能去县城考试。

　 石茂明去她家时，女孩一见他就哭了。石茂明说：“贫穷的孩子都很抑郁，高兴不起来。你想，上学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可对他们却成了可望不可及的事，好多孩子特想上学，因为只有读书，才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在她家，女孩的姐姐悄悄告诉石茂明：当时，她爸兜里有200元钱，但最后还是舍不得，怕她万一考不上，钱就打水漂了。200元钱，对她家不是一笔小钱。

　 女孩的爸爸说什么都要留石茂明吃饭，不吃不让走。石茂明在他家吃了一碗面。“擀面条的面，是她妈用一个箩从外边端回来的，我一看就知道准是出去借的。”临走时，女孩又哭了，他们在一起照了张相，结果照出来的照片，那女孩还是哭着的。等沈红后来再去时，这女孩已经订婚，就要结婚了。

　 去年10月，石茂明收到一封由他资助的女孩来信，看完这信，他难受了好几天，信是这样写的：

　 石茂明大哥：你好！

　 很久很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了，你还好吗？我来深圳已快4个月了，本来一开始就想给你写，但我一直鼓不起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让你很失望，如果我告诉你来深圳，你一定很生气的。

　 你说过，让我把你当作亲人，我没有忘记你对我们家的恩惠。现在我还是终于忍不住提笔给你写信了，希望大哥能原谅我来深圳打工。

　 我来到深圳后，就听我妈妈说家里接到两份通知书，一份是高中，一份是中专，我心里很难受，其实我也不想来深圳，但是我妈妈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老，病又严重，我的心实在是不忍。弟弟马上也要上高中，如果我再上高中，我妈无论如何也拿不起这笔学费，一狠心就和几个老乡来到深圳。

　 大哥，这次来深圳，带上你送我的那个笔记本，看着你写的“考上大学，是你我的梦想”时，我心如刀绞。人生就是这样，不是什么都可以如愿的，我来这里以后，很多同学都给我写信，他们有的读了高中，有的读了其它中专院校，我只能在心底里面默默地羡慕他们，我只希望我打工挣来的钱，能让我重新踏上求学之路。

　 我在的厂子，是日本人办的，专门生产无绳电话，我所在的部门，是安装电话上一个小零件的，一天12个小时上班，有白班夜班，打工是很辛苦的，但是付出了总是有回报的。

　 大哥，现在厂里经济效益不太好，因为美国世贸大厦被炸，而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所以，10月底我们可能就会离开这个厂，另找一个工厂做工，希望大哥能够谅解，给我回信。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借别人的身份证，所以回信请写安巧收。

　 祝大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张梅 2001年10月

　 看完信，石茂明哭了。他想这样一个农村小女孩，还不到16岁，借了别人的身份证，跑到深圳打工，在这种很开放的地方，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倒不一定是堕落的危险。她现在还想着攒钱读书，可一年以后她还会这样想吗？

　 石茂明越想越不安，他打听读中专一年得交3000多元，读高中要1000多元，自己没太多钱，但他还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哪怕厚着脸皮要，也要帮她把书读下去！

　 石茂明说他从不找同事要钱，觉得这会让他们为难，所里的人，每月也就1000多元的工资。他到处找人，有个朋友是做IT的，收入高，但他反对，认为办教育是国家的事，自己是纳税人，教育经费要由国家出。

　 石茂明也读在职博士，班上有个同学姓潘，是从台湾来的，曾说过想在大陆资助一个男孩，从小学资助到大学。石茂明找了老潘，跟他说了张梅的事，没想到老潘一下就答应了。“我心里特别高兴，赶紧跟云南那个中专联系上了，学校同意让她继续上学。”

　 如今，已是沈红他们在威宁搞助学活动的第四年，今年又新增了24名贫困生，这样，他们在这儿资助的学生总数累积到了63人，除原先的资助者外，他们今年又拉来了8个新资助人。

　 “我当时心里有这种感觉：家里人来接我们了”

　 春节过了，沈红还没从年丰村回来。等我在社科院大楼再见她时，已是3月12日。

　 她说时间还是太短，不够用，这次去主要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穷人的社会资本”。她做的调查表很详细，一天只能访问一两户，这次一共做了140份，她还请了七八个帮手，放寒假回家的朱明兴也跑来帮忙。

　 沈红说这次见朱明兴，小伙子精神多了，不像上次一个劲儿地哭，显得特别委屈，怎么哄都哄不住。

　 春节前我给朱明兴写了一封信，沈红捎回了他的信，朱明兴在信中说：“我读初一时家里很穷，学费每年是300元，家里交这学费都困难，一年还要买300斤粮食才够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想读书但家里贫穷，我只好流着泪回家了。我回家不到两个月，沈老师他们就到了，听到我的情况，又到了我家就资助我读书了，直到初中毕业。

　 “我考上中专，学费高了，家里再卖牲畜也不够，得到通知10天后就要上学了，家里找不到这笔钱，父母一心不让我读，我也就失望，没有信心给沈老师写信了。我到了河坝矿山打工，想挣点钱再到其它学校学点技术，但收获不大。有矿石的时候每天是十五六块，没矿石的时候每天才七八块，我干的是下井活，刚去不适应井里的空气，感到很累，井里全是石头……“我从矿上回家才几天，沈老师他们来了。我看到沈老师时眼泪直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沈老师帮我联系上了我考取的那所学校，她又资助我读中专。“在我们贫困地区，像我这样想读书又读不起的孩子还有，他们读到小学或初中毕业家里跟不上，就转回家了。“我很想读书，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也只有一次，现在不管干什么都得有文化、有知识才行。在我的生命中也只有一次读书的机会，我不想把这个机会错过，只要有一点儿希望我都要读书。“现在我在毕节工校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苗族学生，在这20多个同学里，我还是个上等生，在这四个月我被评得甲等奖学金，考试成绩还不知道，我回校后再告诉你。“如果没有沈老师他们的帮助，我可能正在家里做农活，也可能出门打工去了。我一定要把书读好，学自己应该学的知识，以后对社会才会有贡献。”

　 沈红说这次下去，有件事挺让她生气。他们通常是与受助生所在校的校长联系。“我们一个电话打过去，校长们都赶快行动，巴不得多个孩子上学。可有个校长不太配合我们，老是阴阳怪气的，孩子写给资助人的信，都搁在他的办公桌里，也不往外寄。“我很生气，问他怎么不寄，老收不到信，资助人都急了。那个校长一会儿说信写得不好，他要求至少得写500字，一会儿又说信没收齐。连资助款的收据都懒得开，我要他一个孩子开一张，他嫌我麻烦罗嗦。

　 “校长拿出一个笔记本，说所有受助生的情况都记在上头哪。沈红伸头一看，上边只写了大半页纸。他后来居然说：要是不合你心意，就把钱退给你。我心里很生气，我们是冲孩子来的，你凭什么这样讲。我想再观察他半年，如果他还是这样，我们就准备在他这儿停。我把这个想法和学校老师说了，老师们一听都急了。”

　 对沈红他们搞的助学活动，老乡们最高兴，也特别支持。在学校开座谈会时，村民们自动跑来，站在窗外瞪大眼睛听。

　 沈红到石门乡那天，一直在下雨，路不行，不能跑车，人被困在乡里。年丰村的老乡听说沈红来了，当天就派了6个小伙子，走到乡里来接沈红，帮她扛行李。沈红说：“我当时心里有这种感觉：家里人来接我们了。”

　 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让年丰村的老乡日子好过一点儿，沈红在村里用“参与式”方法做过调查，所有的老百姓都说能不能修一条路。由于不通公路，村里盖房用的砖瓦，种地使的化肥等等，都要走20多里山路从外边背回来。年丰村人修路的积极性特别高，他们自己投工投劳修了条马车路，已通到村里。但这路是条断头路，跟公路接不上。年丰村在山梁上，紧挨着云南，老百姓最想修条能接到云南省道上的路，两边的直线距离只有4公里。

　 沈红一直惦记着村里修路的事。“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帮他们找点钱，把路修了。我的力量太小了，虽然我拉了不少朋友进来，仍然是杯水车薪。如果路能接到云南的省道上，那个地方就活了，经济肯定会好。”为修路的事，沈红曾跑过省里，也找过专家咨询。这次下去，她又专门跑了趟县交通局，局长亲自跟她谈了，告诉她这路不能修，原因是落差太大，达不到工程标准……

　 3月已过去了一周，眼看就要开课了，沈红才从威宁动身。离开年丰村时，大半个寨子的老乡都出来送她。当地有这样的习俗，要给上路的人送刚煮熟的鸡蛋。结果那天，沈红包里被老乡塞进了近百只热鸡蛋。

　 站在村口，年丰村的老老少少，用苗语唱起送别的歌。沈红边走边回头，直到看不见人为止。“挺激动人心，也挺让人受不了的。其实我给他们的帮助很少，只不过是让几个孩子上了学，可一点点好处，他们却记得很牢，对我好得厉害。”

　 沈红还说走的时候，自己也流泪了。

　 以沈红为中心纽带，北京城里一帮生活并不富裕的知识分子联络起来，就这样自发地、扎扎实实帮助一个又一个远在天边的孩子上学。你甚至不能给他们冠以任何崇高的“动机”———他们说这不过是“本能”。可这是一种多么稀缺的本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