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部分小学生“红领巾让座”调查：100％知道应该“尊老爱幼、谦让有礼”，10％遇到特需乘客“肯定让”座———
面对“你在学校里是否受到了社会公德教育和文明礼貌教育”的问题，接受调查的近300名小学生，全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当被问到“遇到特需乘客你是否会让座”时，回答“肯定让”的学生却只有一成。
日前，为了探讨如何将德育落到实处，青岛市市南区的育宏小学和陵县路小学，在部分学生和家长中做了一个“红领巾让座”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源于一场社会大讨论———3月6日，一位青岛市民在“雷锋纪念日”让座，却被学生抢占，他将自己的遭遇投书当地媒体，由此引发了一场“为何少见红领巾让座”的讨论。
在企业工作的王先生回忆自己的小学时代，上车给有需要的人让座是一个少先队员的基本要求，助人为乐是普遍的社会风气。社会在进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却做不到了呢？一位75岁的老先生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教育，还教不教‘谦让’和‘尊老’？”
真的是孩子们都不知道吗？接受调查的近300名学生都认为自己在学校受到了社会公德和文明礼貌教育，都知道应该“尊老爱幼、谦让有礼”，但在实际行动中，七成以上学生表示，自己在遇到特需乘客时“有时让座有时不让座”，而表示“肯定让”的仅有一成。
不让座的理由是什么？大部分孩子是受成人影响：“看到特需专座上坐的都是年轻人，他们都不让，我就赌气不让座。”“有时看到老弱病残者，但不在自己身边，让开位子会被周围的人坐下，所以干脆不让。”“有些大人好像欺负人似的，要小孩给他们让座，我就偏不让，有时还撒谎说自己肚子疼什么的。”“让了座后，连最简单的‘谢谢’也不说，还翻个白眼看你，心里发凉，以后就不让了。”
不少孩子还说是“受大人抢座给自己小孩的影响”。
为什么让座？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心情舒畅，乐意让就让。”“快下车时，车上人不挤时就让。”“有时觉得在学校坐了一天了，还是站站为好，让身材更健美。”
可以看出的是，做出“让座”回答的孩子，他们所陈述的理由，大多是从自身需要和情感出发，而不是出于公德和礼貌。
问卷同时调查了学生家长。从回收的问卷可以看出，部分家长不鼓励学生让座，原因是担心孩子太小，背的书包太重，车上人太多，怕孩子被挤倒、摔伤。部分家长承认，和孩子一同乘车时也是极力为孩子抢座。还有大部分家长说平时对孩子学习、生活关心较多，对于让座这方面的教育不够。
有关人士认为，“大人行为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身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成人社会中找到答案。这一问卷调查反映出当前德育工作存在着言行不一、“言传”和“身教”脱节的现象。如家长教育孩子要懂礼貌，自己却给孩子抢座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了反面的“身教”，正面“言传”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孩子们言行不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华教授认为，近年来青少年道德认知与行为脱节，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红领巾让座”调查不过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在1996年至2001年，进行了4次、涉及12400名青少年的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少年的道德意识清晰度、道德判断准确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准，但道德行为与认识水平相比，却存在明显落差。
公共生活领域，一方面青少年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非常高，70％以上的调查对象近年来主动为“希望工程”、为身边遇到困难的人、为灾区人民捐过钱物，绝大多数人参加过社会公益劳动、青年志愿者行动；98％以上的人在调查中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但同样是这些年轻人，34.3％
52.6％承认自己在公共场所不拘小节，认为身边的青少年在一个或几个方面不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则高达76.3％ 86％。
职业生活领域，青年们充分肯定职业道德的价值，但自身的行为却更多地为利益驱动，道德的约束力明显弱化。高达9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发展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但是，1／3以上的人反对“无条件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20％的人同意在领导没有兑现许诺时可以消极怠工；1／4的人认为“与同事关系不和，拒绝配合工作是可以理解的”；30％以上的人同意“生活中有烦恼，工作中带情绪值得同情”；与服务对象发生矛盾时，1／4以上的青年会选择争论、不理睬或训斥对方。
家庭生活中，虽然亲情与责任的纽带仍然起作用，但青年们越来越在乎自己的感受。在婚姻关系中，73.5％的青年表示不会为了责任委屈自己。
代际关系中，与对子女的高关心、高投入相比，实际赡养老人的比例明显下降，定期给父母钱的，从1996年的6.5％，下降为2000年的4.3％；能抽时间与父母交谈，尽可能帮助父母的比例也从77.1％下降为62％。
张华教授认为，在许多场合，青少年非常清楚什么是对的、高尚的、美好的行为，但他们却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习惯按照正确的方式行动。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比较普遍，原因有多方面，一是我们很多地方的道德教育长期存在教条化的倾向；二是成人社会榜样的缺失；三是“狼来了”的教养方式无助于青少年自律人格的发育。他认为，把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师长、家长对青少年潜移默化的影响，用正面激励强化“自律”，带给青少年道德成就感，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