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城市都将治理“黑狗”作为建设“文明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内容，狗粪、狂犬病、恶狗伤人被视为是一种“城市病”。尽管各大城市均已制定了严厉的“限养法规”，但是“狗污染”的情况却似乎有增无减。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城市管理、生活方式、动物保护等方面要进一步与世界文明接轨，关于养狗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这也许是一种“文化的冲突”；然而中国的“狗文化”并不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养狗的历史很久远，打狗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有人说，打狗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当年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高家庄”、“马家合子”，经常因狗吠而暴露目标，为了抗日大计，于是将华北平原的狗消灭殆尽。对狗的憎恶在城市却是政治性的，视为是一种需要反对和抵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中基本没有狗，到了“文革”，连养猫、养鸽、摆弄花鸟鱼虫都被视为玩物丧志、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行为。

　 时代不同了，形形色色的猫、狗、鱼、虫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养宠物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并造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巨大的市场。这些年来，我们对许多东西的评价已经完全改变，例如对汽车、别墅、财富、乃至婚外恋；然而我们对狗的负面评价却依旧，尽管它不再会导致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再与资产阶级划上等号。它最主要的罪名是咬人伤人，传播狂犬病。但是医生说，猫同样可以传染狂犬病，各种宠物都会携带一些有碍人体健康的细菌、病毒；只要定期注射疫苗，狂犬病并不难防御。而养狗的正面价值很多，作为人类最忠实、最古老的朋友，它与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对老人、孩子、残疾人、孤独者的慰藉乃至精神治疗作用，为人所共知。北京已经有专门用于治疗儿童孤独症的“狗医生”。

　 因而，虽然狗有狗性，国外大城市却从来没有过什么禁养、限养狗的想法和规定。因此，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禁养、限养狗，年复一年的打狗运动，理由并不是非常充分的。除了一部分人是天生怕狗、怕动物，这一思维可能是一种陈旧的战时文化或极左文化的遗留。当然，不仅如此。只要看看我们的餐桌上众多的野生动物，就不难明白，更深刻地，它反映了我们对动物的一般态度。

　 北京要举办一个“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如何对待狗就真成了一件必须认真理论的事。已经有前车之鉴。当年汉城奥运会期间，韩国政府为了照顾世界人民的感情，严令禁食狗肉和做此类的宣传。最近国际足联又责令韩国政府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全国禁食狗肉。那么，我们又怎能用残忍的捕杀狗类的行为，表明我们的绿色追求呢？

　 其实，在一些城市出现的宠物伤人、狂犬病复现的事态，与其归罪于狗，不如说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失当。调查显示，北京市无证的“黑狗”大约是有证犬的8 10倍，80％以上的养犬户属于工薪阶层，其中有相当多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由于首次5000元的登记费和每年2000元的注册费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从而使大多数狗成为没有“户口”、得不到任何管理和服务的“黑狗”。问题还在于，即便交了高额的注册费，也得不到相应的服务，甚至不能换来管理部门提供的百元左右的狂犬疫苗。至于狗上巴士、下浴池、在公共场所扰民等等，就更是一个管理问题。北京市就基本没有这种问题。

　 文明需要学习，文明的习惯需要培养。现代文明不仅仅是高楼大厦，也不仅仅是绿地、花园。百年前上海规定的市民行为准则“不许倒提鸡鸭”就与“不许随地便溺”、“不许赤裸上身”等并列，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