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工“新生代”，从眼前说，因为他们还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迫切需要帮助；从长远看，更因为民工“新生代”的出现，正以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你知道民工“新生代”吗？你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故事吗？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召开了一个关于“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的研讨会。会上，青年学者王春光的一项调查报告引起了我的兴趣。他的论文题目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在王看来，所谓民工“新生代”并不是指民工的子女，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多数竟没有务农经历……与第一代民工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发展前途，对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期望和选择。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研讨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刚刚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硕士李春华告诉我，她的两个侄女就不会做农活，初中一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恰巧姐妹俩都在北京。

　 于是，社会学家和打工妹，还有“城市人”，还有记者，坐在了一起，有了这样一次对话。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白南生：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中心乡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文四美：湖南益阳桃江县人

　 吴美灵：湖南益阳桃江县人

　 李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实习研究员

　 李艳：本报资料员

　 动困：进城打工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

　 记者：听说你们俩刚刚参加了美容考试，考得怎么样？

　 文四美：考得还行吧。

　 记者：你们什么时候出来打工的？

　 文四美：我初中毕业（1999年）就出来打工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要读书。那时我16岁吧，算童工。打工打了半年，加班时间很长，有时两天一夜赶货，除了吃饭就是加班，觉得很辛苦的！

　 李春华：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平时有休息日吗？

　 文四美：一天平均12个小时吧，一般没有休息日，节日也很少放假。

　 王春光：你们出来之前是怎么想的？想到会这么苦吗？

　 文四美：完全没有想到这么苦！当时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宽阔吧，雄心勃勃想造就一番事业。

　 王春光：你们怎么不想念书了呢？当时考高中了吗？

　 文四美：我想挣钱给弟弟妹妹读书。那时我没有等到领毕业证书就出来打工了。后来家里接到职高的通知书，也没告诉我。

　 吴美灵：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般吧，我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没有管过我的学习，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是不重视的。

　 王春光：那你们出来以后对自己生活的改变有什么设想吗？

　 文四美：那会儿没有想那么多。

　 王春光：你们觉得自己能挣到好多钱吗？

　 文四美：自己这个学历，也没有想挣好多钱，只能苦苦打工了。

　 王春光：打工很苦是吧？那你们有没有想回家？

　 文四美：刚开始有时有一点点委屈，就很想回家。时间长了，慢慢认识一些人了，觉得好过一点。

　 王春光：你们有知心朋友吗？比较谈得来的？

　 文四美：有，是一个班组的。在工厂做了半年，觉得没有什么发展，我就回家了。在家呆了一年，觉得不行又出来了。

　 白南生：当时家里有谁啊？你做些什么？

　 文四美：爷爷和奶奶。爷爷种菜，我在家做饭、洗衣服。农忙时间插秧。

　 王春光：你们会插秧吗？

　 文四美：慢慢学的。

　 吴美灵：我不会干农活，我家里用不着我，爸爸妈妈把该做的活几乎都做完了。

　 王春光：村里还有同龄人吗？你（文四美）为什么又出来了呢？

　 文四美：同龄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去读书了。2000年过年的时候，那天下大雪，我爸妈去外婆家拜年。我家里没有电话，在别人家也没打通电话。父母他们不知道，我就跟五婶和表姐出来了。

　 白南生：觉得机会太好了！

　 文四美：是的（众大笑）。我觉得年轻人都不在村里，还是想出来闯荡闯荡。后来到了广东东莞一个私人的玩具厂。

　 李春华：每月工资有多少呀？

　 文四美：700多块。

　 白南生：做什么玩具？活儿累不累？

　 文四美：玩具就是什么恐龙啦、超人啦，塑料的，拼装起来很容易的。活不累，就是时间拖得长。后来因为决定到北京我阿姨这儿来了，就自动辞工了。

　 王春光：你走时700块钱工资拿到了吗？

　 文四美：因为我是自动离厂，工资、押金他就都不想给我了。

　 李春华：那你没拿到工资？

　 文四美：我想了办法吧，送了100元红包给主管，就拿到了工资。

　 王春光：你还是很机灵的！（众大笑）

　 白南生：用100元换回700元还是划得来的。（众大笑）

　 文四美：是的，划得来的。

　 王春光：你们出来以前是怎么了解外面的情况的呢？

　 文四美：打工的人回来说的呀！还有照片呀……

　 王春光：他们讲不讲打工怎么怎么苦？

　 吴美灵：他们讲的都是好事，都是让人羡慕的事，他们回来穿戴都很洋气。

　 王春光：那你们回去跟人家讲什么呢？对父母讲自己受欺负的事吗？

　 吴美灵：回家的时候我很开心啊，只讲开心的事嘛！不讲那些不开心的事。

　 王春光：你们出来时都是雄心勃勃的吧？

　 吴美灵：是的。在家里整天看到的除了山就是房子，我喜欢外面的生活，想自己造就一番事业。

　 王春光：你们想造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吴美灵：我想像爸爸妈妈那样苦不太好，老呆在家里没意思。

　 期望：将来能在北京开一家小店

　 王春光：能否问一个个人问题？有没有男孩子找你们谈恋爱？

　 文四美：有，是一个县的老乡。

　 王春光：那你怎么想？

　 文四美：我年龄不大，父母不让谈，事业也没有发展，其他也不去想那么多。

　 王春光：你们已经18岁了，总要结婚，你们是想在外面找对象还是回老家找？

　 吴美灵：我妈妈每次打电话来都嘱咐我，千万不要在外面找男朋友。

　 王春光：父母打电话和你们说得最多的是什么？

　 文四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安全，不要和男青年谈朋友……

　 王春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众笑）

　 记者：你们怎么想到来北京学美容的呢？

　 李春华：她们刚到北京时，我先帮她们在通县张罗了一个小店，卖文具礼品什么的。因为地点偏僻，租期一到就关门了。当时我就问她们想学点什么手艺？小文说她喜欢摄影，小吴想学厨师。

　 文四美：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学美容，在我们家乡学美容名声挺不好的，容易学坏。后来学了觉得有兴趣了。

　 吴美灵：当时我和我姐一样，有很多顾虑，怕家乡人有看法。

　 李春华：当时我还带着她们在街上转，想去影楼呀、照相馆呀做小工。当时有一家的老板娘说同意试试，后来就没回音了。

　 王春光：学了美容你们有什么打算？有没有想过再去念书？

　 文四美：最好再学点经营，以后自己也开一个小店。

　 吴美灵：念书，我已经不太想了，隔了那么长时间再去学校也不适应了。

　 记者：那你们将来是想在北京开店呢还是回老家开店呢？

　 吴美灵：在家乡开店，生意不如这边好，基本没人去做美容。

　 记者：你们觉得自己出来打工和父母他们那时出来打工有什么不一样吗？

　 吴美灵：我们的父母那时出来打工更辛苦，不是进工厂，都是给人家打砖，纯体力的。我们打工没有以前辛苦。

　 王春光：你们的父母读过书吗？

　 文四美：我爸爸读到高中，妈妈小学还没有毕业。

　 吴美灵：我妈妈上小学时成绩很好的，可惜只读了小学，爸爸是初中生。

　 李春华：你们觉得自己和父母出去打工的目的啊、想法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文四美：父母打工是为了老人和子女的生活嘛！我们出去没有什么负担，是为了自己的将来啊。

　 王春光：父母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文四美：好好学技术、学本事。记者：你们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吴美灵：感觉留在北京好一些。白南生：好在哪儿呢？

　 文四美：外面（北京）可以学习，提高文化，懂礼貌，发展机会多一些。在农村只能做家务，机会少一点。我们想了解新的事物，享受和城里青年一样的收获。

　 吴美灵：想丰富自己的人生啊。

　 白南生：美容业竞争很激烈啊！你们学电脑了吗？

　 文四美：阿姨给我们买了电脑，我们自己在家里学呢。

　 冲突：并不意味城市文明比乡村文明“高级”

　 记者：你们打工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广州啊、北京啊都到过了，感觉城里人怎么看你们？有隔阂吗？

　 文四美：广东本地人对我们挺热情的。

　 吴美灵：有一次，我们乘公共汽车，明明是两个人的位子，那个北京女孩子就是不让我们坐。还有一次，我和我姐也是乘车，一个女的下车，她明明能从旁边过去，但她很凶的样子冲着我们说：“让开！”一点都不客气。

　 记者：北京人说说吧。

　 李艳：我感觉北京人不是很欺负外地人的。我是上班的人，天天坐车。比如车要开了，有人追车，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北京人，司机都开门。有抱小孩的、有老人上车的，售票员都给找座。售票员没发现的，乘客都主动让座。但对外地民工，我也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坐车熏人，有一股味儿，从前往后飘，没地方躲。还有的人“叭”地一口痰吐在地上，还用脚来回搓。我觉得熏人的主要是那些男的，不是女孩子。

　 李春华：工厂给他们提供的卫生条件不好，也没有卫生习惯吧。

　 李艳：我听说外地民工骑的自行车没有自己花钱买的，路边弄一辆挺容易的。

　 王春光：大学里也是这样嘛！大学生也不买啊……

　 李春华：如果有一个民工偷车，车再一丢就会联想到是外地民工干的。

　 王春光：外地民工进城，北京人说他们脏，把秩序弄坏了。你（李艳）接触当中，除了乘车的情况感受很深，你眼里他们有好的方面吗？根据你的切身体会，对你有帮助吗？

　 李艳：有啊！吃早点，不用自己做饭，这都是外地人提供的方便。

　 白南生：我有时加班，凌晨三点多回家，路上看见外地的姑娘小伙儿已经在打着哈欠生火做饭，很辛苦的。

　 李春华：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关门口登记，碰上一个外地的小伙子要进去送机票。负责登记的大妈正看着报纸，就指着报纸对小伙子说，你看，你们外地人净干坏事，往胡萝卜里注水。那小伙子一脸无奈地说，那也不是我干的呀。那个大妈说，谁知道呢？你脑门上也没刻着“贼”字！谁知道你是不是贼啊！我觉得是有些歧视的现象存在。我觉得本地居民和外地民工都应该提高素质，做些培训，要相互理解，就不会形成两大矛盾主体，加强沟通，社会环境才能净化，两大主体才能得到很好地整合。

　 王春光：其实，我们也是到处飘泊的人，但自我感觉好一些，有一定的自信。

　 白南生：我也听到一些朋友抱怨，民工穿着脏工作服坐公共汽车。我有一个感想：有一次，我和回家过年的民工坐一趟火车，从北京到合肥走了24小时，非常拥挤，没座位的就拿被子往身上一裹，往地上一坐。之后在三个村作调查，其间见到许多回乡过年的民工，进村时没有一个穿脏衣服，个顶个穿得漂漂亮亮！这说明什么呢？这一点和留学的人回国是一样的。他在乎谁对他的评价———民工在乎的是村里人的评价。所以他下车后，一定要找个地方洗洗脸、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才回村。然而，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什么呢？他不在乎城市人的评价，更在乎家里、村里的评价。

　 王春光：不管我穿好穿坏你都看不起我嘛！

　 白南生：说民工不卫生，有的说是习惯，有的说是条件，其实是他不重视你的评价。为什么不重视？实际是对你们的失望，而这种失望是你们造成的。要不然无法理解。

　 我认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是不一样的，它们是不同的文化观念，没有谁高谁低。一个乡下人，作为成年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其实已经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了。但他进城意味着第二次社会化，再社会化。因为他在乡村社会的交往和办事规则与城里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城市文明比乡村文明“高级”。很简单，我们插过队的人都知道，你到农村去，你也面临再社会化，你必须学会新的规则，否则你一定不适应。

　 记者：这是两个体系。

　 白南生：对。城市人不过占个便宜，因为城市化是个历史趋势，总的讲，农村人越来越多地进到城里，而城里人去农村的则比较少，这不是城里人本身有多高明。比如农村讲“攒人缘”：小孩子干了一件坏事，老人会说，我攒了一辈子的人缘让你给毁了！因为你永远生活在这个村子的环境里，干了一件坏事，你一辈子抬不起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乡土文化是“他律”的。而城市是另一套规则，有明确的规则和法律。因为城里人多变动大，在一个地方做错了，不管别人怎么骂，一抹脸，走远了，没人认识了。今天骂他的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了，见到也不认识了。所以光靠社区评价的压力是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明慢慢形成了。

　 对规则的学习，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过程。民工进城了受了欺负怎么办？他不知道找谁。一般是找自己过去的朋友。多数情况朋友会劝他“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碰到几个血气方刚的，一跺脚，“咱们把他‘做’了”！……这不是城市的规则，要把城市的规则教给他们，告诉他们碰到什么事情应该找什么人。

　 融合：给民工“新生代”切实的帮助

　 记者：小文、小吴，你们觉得城市给打工者提供的环境条件怎么样？你们希望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帮助呢？

　 吴美灵：我觉得工厂押工资不对，每个月都押一个月工资在厂里。我们刚出来，本来钱就少。

　 文四美：还有罚款太厉害，太多。我在玩具厂时，有个号码没印上，罚了50元呢！警告一下就可以了嘛。

　 吴美灵：50元要做好几天，大家都不愿意犯错误的。另外有些工厂加班时间太长了，没节制的，有时一个月最多就休息一天，有时几个月不休息的。

　 记者：这不是违反劳动法吗？为什么不告他们呢？

　 王春光：你们知道劳动法吗？

　 文四美：告了对自己也没好处，大家不齐心，工资都赔进去，官司也赢不了。

　 王春光：你们觉得今后在城市能呆下去吗？是比较悲观还是比较乐观？

　 文四美：假如在这里开店，就可以呆下去吧。

　 吴美灵：把握好了，能达到目的的。

　 李春华：她们在广东时学了粤语，现在在北京自己买了汉语拼音字母表，都在学习普通话。

　 王春光：她们俩的普通话比我说得好。

　 记者：这也说明两个小姑娘很想融入这种城市生活之中。

　 王春光：是的。我为什么会关注民工“新生代”呢？因为他们明显地不同于第一代民工。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主要是补贴家用，养活老人孩子，不管外面怎样辛苦，只要赚钱就行。而新生代是抱着很大的希望、雄心壮志出来的。两代人的目的、动机都不一样。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都比爸爸妈妈高，他们对务农都不太熟悉，他们对土地、社区没有父母的那种认同感，只是对亲情的依恋。他们不像父母那样能吃苦，他们出来主要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期望值特别高。在他们看来留在村里是没出息的，尽管他们对外出的现状并不满意。那么民工“新生代”走向何方，就是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怎么帮助民工“新生代”融入到现代城市社会之中，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王春光：是的。其实我们也是外地人，也是农村人，但我们有稳定的收入、社会地位。但我们的社会环境没有让民工“新生代”成长起来，稳定下来。我在日本时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农村新生代流入东京，政府投资建廉租房面向他们，而且向他们贷款，使他们稳定下来。如果北京的廉租房也面向民工，年轻人也可以贷款，那么所谓的社会歧视就会少了。

　 白南生：我认为城市管理部门还应该印一些小册子，肯定是免费的，要告诉外来务工的人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不能随地吐痰啊，一定要找厕所啊，诸如此类。什么样的事找什么人解决，从法律援助到妇联、社会团体……是一种“城市指南”。因为今天的打工者中甚至有一半人就是今后的城里人，就算他们回去，他们的子女中会有一半人今后成为城里人。那么你是让他怀着对城市文明的憧憬和向往呢？还是让他抱着一种对城市的仇视情绪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花一些钱，印一些小册子，资助一些专家开展研究，支持一些非营利组织和志愿人员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这样做是可以减少社会成本的。

　 王春光：白南生的思路很对。我在法国巴黎做课题，调查一些偷渡的非法移民时，常常碰到一些法国的志愿者帮助非法移民融入到法国社会中来。有一些民间机构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无偿地给非法移民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在法国怎样遵守这里的规则，法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有一个伦理学教授，一个社会学教授，好几个人都辞掉自己的工作，无偿地做志愿者。我问其中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总有动机吧？他说，这些人就生活在我身边，他生活得不好，我们也不会好。只有共存一种状态，才能共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发展，一起享受生活。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城里人和打工者也是共存共荣共发展嘛！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一个北京那样繁华的大都市，那恐怕也会成为又一个墨西哥城、又一个孟买，而贫民都堆积在城外，那么整个社会就得不到安宁。所以政府不仅仅是抓经济建设，更要考虑社会各个阶层怎么和谐共处。我们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非政府机构、志愿者们一起努力，帮助进城民工以及新生代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记者：正如白南生在他的论文《回乡，还是进城？》中所说的：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今天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人们认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城市化战略确立下的政策导向。

　 “民工潮”至今已经有20个年头了。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民工“新生代”又是这个群体中独特的一群。我们之所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工“新生代”，从眼前说，因为他们还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迫切需要帮助；从长远看，更因为民工“新生代”的出现，正以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在不断地缩小着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学者视点

　 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中心乡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白南生：信服并追求城市文明的农民，欣赏城里人的农民，无安全感的农民，怀有戒备心和恐惧感的农民，不信服城里人的农民，很难设想他们的行为方式会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的正面感受超过负面感受，他们一生中一段时间的再社会化也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做了有益的准备。如果他们在城里的负面感受大大超过正面感受，即使他们回到家乡，他们的负面经历也会成为城市化顺利推进的一种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汉林：就农民工本身而言，他们初期的那种“出来挣钱、看世界”的内在驱动，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转变为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或者他们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更新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逐步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之中；或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深深地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在和城里人、尤其是和城里的同龄人比较中不断地积累和体验不满意的感觉……所以，对农民工的研究，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政策和实践的意义。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的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它是涉及到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