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有没有成功以外的幸福模式》一文触动了我的一些想法。

　 “我平庸，我快乐”之所以引起激烈的争论，“平庸快乐”之所以与“成功快乐”狭路相逢，形成让人非此即彼地作出选择的态势，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中，确实缺少“平庸快乐”的范本和体验；我们的社会生活，确实缺少“平庸快乐”的条件。大家眼里瞅着的都是成功的人才快乐呢。因此“平庸快乐观”与其说是一种要人放弃成功的“反潮流”观念，不如说是探向每个人内心的究问：假如平庸了，我还能快乐吗？

　 我羡慕成功者，也羡慕快乐者。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贪婪：鱼与熊掌都想要。但是，在逻辑上，我却不得不承认：成功只能属于少数人；但快乐却应该像阳光一样为大多数人享有。否则这个难得有人的星球就太悲惨了，人生就太悲惨了。因此，在逻辑上不能否认“平庸的快乐”，尽管大家都愿意快乐并加上成功。总之，快乐不应该太稀缺，不应该对它限定太苛的条件。

　 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鼓励竞争，竞争不仅是一种市场规则，而且成了一种伦理，一种品评人生价值的标准。对前者我认为完全可以接受，对后者我认为应该有些许警惕。我觉得，如果你不能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就不能否定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包括他们的快乐。

　 在这个社会，“要成功”的声音太响了，以成功直取快乐的范式太突出了，因此就可能忽略了“不成功”的人们的快乐需求，一种基本的快乐需求和权利。比如张大民，给他一间房子他就快乐了，但得到一间房子的要求，需要以“成功”来获得吗？我们离普遍富裕的水平还有距离。所以，一些本来可以由社会进步和普遍富裕给人带来的快乐，不得不寄望于个人的成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让我最赞成的地方，是它肯定了最困顿的人快乐的价值。否定这种价值，就可能让许多人没法活。

　 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竞争性的，因此成功者不仅是社会的偶像，而且成功者在文化中垄断了快乐———一种只有成功者才快乐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浸润人心，其直接的结果，就只能是减少社会中快乐的人与快乐的量。

　 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再也不能理解许由不愿意当皇帝的快乐，体会不到陶潜放弃官场逃奔回家的快乐，体会不到七仙女下凡嫁给一个种田农夫的快乐。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承认那些与权力、金钱不相干的快乐了。我们逐渐失去了这些“平庸快乐”的范本和体验，大多数平庸的人，也就可能失去快乐。

　 一个人如果不成功就实在不能快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如果文化告诉他，他没有资格快乐，这就是文化的责任。

　 “我平庸，我快乐”本身不等值于一个“只有平庸，才会快乐”的判断。它并不提倡平庸———它什么也不提倡。他只给平庸者一个快乐的理由与空间（成功的人，连这点都不肯给别人吗？）。我理解，它只不过是想让快乐的人更多一点罢了。当然，这难免也会让有些人觉得这种快乐观妨害了他们家孩子成功，而后者才是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