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可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欲知今日中国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可读杨支柱先生主编的《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以下简称《透视》）。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小说，以“三闾大学”为典型，把当时高校垢污深积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三闾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可惜钱先生前几年就已作古，无法看到如今中国高校的问题。

　 杨支柱先生主编的《透视》，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学者撰写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们直接以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话，因而比小说家言更为有力。如雷颐先生的《教育与社会》一文，揭露了某些高校招生中的“推荐”如何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某些高等学校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把文凭买卖合法化。杨支柱先生的《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一文，通过对某高校通过教育评估的典型案例分析，揭露了高校如何在为社会培养习惯于株连、监视、告密、行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的人才。萧雪慧先生在《遗忘和偏离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实揭露了某些教学内容中的欺骗、撒谎、推行蒙昧主义及其反知识反科学的性质……

　 当然，《透视》一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读者们在惊诧、愤慨之余，更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杨支柱先生给《透视》一书起的正标题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题目包含着丰富而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会上的腐败堕落造成了教育界出现的腐败堕落，还是存在于教育界的腐败堕落造就了一批腐败堕落的人，然后又造成了腐败堕落的社会？这是令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们迷惑的一个问题，也是20世纪最初20年的中国学者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更是1979年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个问题。

　 先改革教育，还是先改革社会？这个问题只有从环境与人的互动及其演进中去加以考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毕竟是决定社会意识的，“体制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邓小平语）。因此，教育界出现的腐败堕落，首先必须从教育体制本身去找原因。现行教育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里？《透视》一书的多数作者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症结之所在，但似乎总不免带有一点“口欲言而嗫嚅”的意味，惟有学界女杰萧雪慧先生的《大学之魂》一文，讲得最为明白透彻。

　 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依法治国”的方针，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救一救当今中国的孩子们，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一步。

　 “改革之难易与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严复语）。相比之下，学官们的私利和特权较少，改革相对容易，其对改革的反抗决然掀不起大浪，不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改革之难易与人民素质之高低成正比例。如今的高校中，虽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们的堕落是旧体制造成的。就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毕竟良知尚未泯灭殆尽。所以，广大的知识分子热切地盼望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他们的文化教养和素质，也必定能够迅速适应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廓清中国教育界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中国大学真正成为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培养现代公民的场所。

　 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是为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准备人才的需要，是为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法治之健全准备人才的需要。

　 《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杨支柱编 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