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4月11日报道：上海市一位吴先生到花旗银行浦西分行准备将800美元存入该行，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凡存款总额低于5000美元的客户，每月需缴纳6美元或50元人民币的理财服务费。吴先生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小储户的歧视，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限制消费行为，据此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状告花旗银行，要求法院判令花旗银行赔礼道歉并赔偿34元的路费损失。

　 吴先生的官司是输是赢目前尚不好猜测，此事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观念的碰撞和人们的困惑。从“市场理性”的角度看，花旗银行的做法无可厚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件好事，即推动公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近些年，关于商家歧视小客户和低收入阶层的议论颇多，有的甚至诉诸法律。作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例如对于个人消费信贷和学生贷款，银行就常常成为社会舆论批评的对象。为什么被批评？因为从道义标准衡量，如今的银行越来越“嫌贫爱富”，门槛设得比较高，且对困难者、弱势人群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然而，商业银行毕竟是企业，必须以保证自我发展为基点、以利润为中心目标。银行这种自身发展的要求和社会道义之间，每每出现矛盾甚至是尖锐的矛盾，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这种矛盾？

　 笔者以为，商业伦理与社会道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作为商家，必须依法经营，必须照章纳税，必须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守信。做到了这些，就算维护了商业伦理。这种道德伦理，仅仅是对商业经营或者说经济活动而言。而社会道义则是另外一个范畴，它强调人人平等，强调公平和扶危济困。两个不同范畴的原则和标准“串用”，只会给人们带来困惑和运行秩序的混乱，并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无论金融企业还是一般工商企业，都有一个所谓“市场定位”问题，即根据特定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思路，选择、培育自己的客户群体。例如，有的消费品生产厂家把产品定位在高档次和高价位，目的是专门满足这一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有的企业则会定位在低档次、低价位。花旗银行向存款5000美元以下的客户收取服务费，其意图也是如此。这种产品和服务定价的做法，并不违背公平交易的原则。因为，一个存款100美元的客户和一个存款1万美元的客户，对于银行利润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但却同样占用着银行的设备资源、管理资源。假如银行觉得一个100美元存款户带来的收益不抵该客户使用银行资源的成本，当然有理由收取合理费用。

　 公平、自主交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特点，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是一种双向自由选择的关系。既然消费者有权利选择品牌和商家，商家自然也有自由选择消费者和服务对象。人们往往把商家对消费者的选择和“歧视”联系起来。乍一看，某些坚持目标客户高定位的商家对低收入人群、低层消费者形成了某种“歧视”，实际上自有坚持目标客户低定位的商家青睐他们，因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手”的作用下，不可能所有商家都往一个地方挤。

　 如今，人们对一般企业选择客户的行为已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理解和宽容，或者说已经习惯，但为何对商业银行常表现出更高的道义要求呢？这与银行真正走向市场较晚有关。花旗银行的做法发出了一种讯号，它告诉我们，商业伦理就是商业伦理，它并不必然要承担社会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