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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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离“市民”有多远
――访社科院农研所党国英博士

实习生 陈婧 田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博士1997年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几天前,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大学生畅谈“三农”问题时,他说,现在不少农民看到进城机会减少了,对能否跳出农门跃进城门实现就业心存忧虑。

  那么,城市该如何看待并应对这一问题呢?就此,笔者采访了党国英博士。

  大城市有必要惶恐不安吗

  有专家预测,到2015年,我国将有1.6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市。对此,大城市不少市民现在就摆出如临大敌的架势。党国英对此反问道:“有必要如此恐慌不安吗?”

  党国英强调,城市市民应该转变观念,给农民公正待遇。不可否认,农民进城必然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大城市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生产要素,也的确在就业、交通等方面有巨大压力。

  但从经济学上讲,城市有其自动控制的能力,可以逐渐消化进城农民。一般来说,进城农民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一般市民不愿干的事情。他们反而能够补充城市廉价劳动力供应。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其次,长远来看,农民进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城市消费。

  大趋势下举步维艰

  农民到底能不能走进壁垒森严的大城市?党国英表示,农民进城是大趋势,但过程中必然存在困难。因为,农民和市民的权利存在着很多不平等。

  首先,市场发育不完善带来的市场机会不公正,如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畅通。

  其次,进城农民不能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比如农民没有失业保险,当然增大了他们的求职风险。

  第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和能力有限,又很难与市民享受同等的生活教育福利,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

  另外,求职过程中,农民需承担更多的税费义务,比如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下就无须交纳个人所得税,而进城的农民无论收入多少都要纳税,在农村有地的农民还得再缴纳另外一份税。

  此外,党国英博士认为,现在的户籍制度在城乡间设置了一道壁垒。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化户籍政策,大大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壁垒,无疑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镇民,游走于农民和市民之间

  现在,很多学者和一些官员反对城市化走城镇化道路。党国英博士却认为,先发展城镇,变农民为镇民,不失为中国城市化的一条好出路。

  我国的现状是,城市化水平在36%左右,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关口。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达到80%以上。党国英介绍说,不少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走的就是以城镇作为农村社区中心的道路。只要居民相对集中并形成市场,就可以称之为城市。国外几千人的小城市都有,我国也可借鉴这种就地城市化模式。现在,我国少数地区正逐渐允许农民到城镇置业落户。如果加强城镇公共设施建设,小城镇的容纳能力不可小视。

  怎样为农民解决进城就业问题?发展小城镇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党国英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国发展5000个可容纳10万人口的小城镇,就能吸收转移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发展5000个小城镇并非难事。”

  他进一步强调,不讲小城镇发展,还可能导致大城市膨胀过快。小城镇可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出贡献。

  那么,中低水平的城镇大量出现是否会导致城镇农村化,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严重?

  对笔者的这种担忧,党国英博士坦言,农民进城没有尽善尽美的方法。“发展新兴小城镇确实可能存在这些问题,但只要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扶持,大城市和小城镇社会分工进一步明晰,小城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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