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一块蛋糕，一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跳车身亡，年仅36岁。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这位妇女突然横穿马路，使一辆公交车紧急刹车，车上10多名乘客摔倒，其中一名提着蛋糕的女乘客一屁股坐在了蛋糕上。气愤的女乘客指责司机并要求其赔蛋糕。司机则转而指责呆立在马路上的妇女，认为应该由她赔。女乘客于是向这位妇女提出赔偿要求。争执无果，妇女被车上下来的乘客硬拉上车，并被乘客看守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汽车驶出几公里后，妇女飞身跳出车窗。她的名字叫李腊英。（《中国青年报》4月17日）

　 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普通市民认为李腊英的死不可思议：“太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不相信她跳车是为了死，也许她只是想逃跑，不幸却死了。她是死于恐惧，死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这恐惧既缘于现场人们对她的态度，也缘于她身在的城市带给她的孤独和弱小之感。换上随便另外一个人，同样的遭遇，未必会有同样的结局。事实就是这样，许多民工，对城市缺乏基本的概念、认知和把握；而对于未知，人类总是天然地心存恐惧。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单纯责备民工无知或“素质低”。

　 有人把它归结于城市人对民工的歧视，而我却不愿意往这方面去靠。我认为这样的“身份判断”除了发泄一番义愤外，对我们今后解决同类事件并无任何益处。而且，事件本身也未必真的缘于对民工的歧视，因为一开始，车上的乘客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李腊英，而是指向司机；出于“自卫”的本能，司机马上转移了矛头。于是，“群众情绪”一下转向了李腊英（在任何一种“群众情绪”或“广场情绪”下，人群整体的“智商”都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当个人置身于某种目标高度一致的人群中，很多人会在一瞬间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同时，女乘客的索赔，也未必仅仅是为了一块蛋糕，更多的可能是无法接受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蛋糕上的羞辱感，索赔只是挽回自尊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我跟一位朋友谈起这事的时候，她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前几天她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位老太错过了站点，责怪司机没有报站。司机坚持说报了，老太坚持说没听到，要司机赔偿她的车费。两人一直僵持着争吵着，车没法开。车上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开始指责老太：你又何必呢，不就一块钱吗，却耽误全车的人。于是，几乎全车的人都开始埋怨老太，最后搞得她不得不灰溜溜地下车。朋友说，其实，这车根本就没报站。在这里，就是车上“大众”要通行的一致目标完全掩盖了老太个人正当的权利要求！因此，当你身处“大众”之中的时候，要警惕以大众的名义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尽管大众有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的正义凛然。

　 同样，车上的人和横穿马路的人之间，观点不同可能仅仅是由于“立场”不同，而不是缘于“身份”的不同。换上另一个普通市民，遇到李腊英的情况，也未必完全没有可能不被车上人拉上车。

　 有人说，即使李腊英违反交通规则，也只能由交警来处罚，她同那块蛋糕毫无关系。司机紧急避险造成的乘客损失，应由公交公司负责，再由公交公司通过民事诉讼向行人追回损失（如果行人违章的话）。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任何人均无权限制李腊英的人身自由。

　 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未必会想到把李腊英拉上车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之举，虽然本人对程序正义和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一向关注。刚刚从4月24日的《青年参考》上读到一篇文章：在新西兰，除了警察行使职权，其他人抓人或扣押人都是违法的，哪怕他是小偷！即使你抓住了小偷，你仍然会因为暴力行为或其他原因违法；到时受罚的也许不是小偷，而是你。真的很惭愧，我们，哪怕是号称文明人的人，距离做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充分尊重个人权利自由的真正的现代公民，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他人的伤害，往往就是在无意识中、从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利侵犯开始的。

　 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恰恰说明我们公民意识的匮乏。不带任何类偏见地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个人（而不是看“老外”就肃然起敬，看见“老乡”就鼻孔朝天）；警惕在任何场合借“人多势众”侵犯弱者和少数人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严守法律的规范和程序，应当是现代人基本的公民素质。仅此三条，我们的差距就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