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工人律师”的刘秀珍，最近蘸着自己的鲜血向有关领导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说，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发生了严重侵犯职工权益的事件，克扣职工工资、强迫职工加班、不完成任务不让回家，强迫职工交销售押金……

　 66岁的刘秀珍是石家庄市总工会法律部的退休干部，经常为工人劳动权利鼓与呼。她反映的情况触目惊心，是否属实成为焦点。为此，记者前往石家庄市进行了调查。

　 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又名河北鸣鹿服装公司，是一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集体企业，现有员工近1000人。1997年，一名叫苑建恒的工人，首先与企业发生了劳动纠纷并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使企业内部深藏的矛盾暴露出来，接着，10多名工人也纷纷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

　 苑建恒是1968年进厂的老工人，然而现在他却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说起自己的遭遇，他禁不住热泪纵横。1997年冬天，厂里连续让他加班6天，但没有一分钱加班费。苑建恒对未与自己协商就强制加班十分不解，就以“侵犯合法权益”为由，向石家庄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998年5月，石家庄市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认为侵权成立，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要求苑建恒将现住房退回厂方。对此，苑建恒不服，因为早在1997年，自己的住房已经按照当地的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了67％的产权。所以，他向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998年9月8日，新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住房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判决解除苑建恒与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的劳动合同，并支付生活补助费。

　 但二审法院的判决彻底打碎了他的梦想。1999年5月13日，石家庄市中院作出判决，维持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生活补助的一审判决维持，但苑建恒须将住房交给厂方。

　 就这样，在1999年冬天，苑建恒上北京申诉的时候，他的住房被强制“执行”，家具、被褥、电器等，被强行拉走。“原本主张劳动权利，最后竟落得无家可归。”对此，苑建恒欲哭无泪。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以“房子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和“程序违法”为由致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以“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要求再审，但经过再审，石家庄市中院依然维持原判。

　 在石家庄市中院的判决书中，有这样的字样：“本院认为，目前由于服装行业市场不景气，企业效益不好，部分岗位职工工资不能保障，作为企业应积极开拓市场，增效节支，尽可能提高工人工资。作为企业主人的工人，应理解企业困难，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当好企业的参谋和助手，在生产第一线为企业出力。”这份判决认为扣发工资是由于“市场原因”。对于这份判决，刘秀珍律师说，很难相信，这是一份由庄严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倒很像一些企业领导人的讲话稿。一审、二审，诉讼双方均未提出住房问题诉求，石家庄市中院直接对住房进行判决，已经超出审理范围，不但程序违法，也剥夺了苑建恒的上诉权利，而且，最高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表示“适用法律不当”，并要求重审，石家庄市中院却不予纠正，确实耐人寻味。

　 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的许多工人没有想到，苑建恒的遭遇，仅仅暴露出冰山一角，更为严重的问题，陆续呈现在人们眼前。

　 董凤贞已在新华服装厂工作了30个年头。在新华服装厂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这样写道：“董凤贞：在中层干部会上受到领导批评，而你却耍个性，在会上顶撞领导，且拂袖而去，在广大职工中造成恶劣影响，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对此，董凤贞说：“领导随意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厂里并不鲜见。”今年1月6日，他被安排到转岗处工作，3月5日发1月份工资，4月19日发2月份工资，3个月只发了10元钱和100多元各项补助。

　 记者查看了董凤贞的工资条，上面记录是实发工资126元。随后，董凤贞苦笑着又拿出一些纸条，名为“罚款单”，上面加盖的公章是“鸣鹿服装集团公司审计督察部”。董凤贞说：“名为126元工资，但发到我手里的仅有两元，其他都被罚掉了。”

　 新华服装厂职工向记者出示了五花八门的罚款单：“组织纪律性差”、“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旷工半天”、“完不成任务”、“态度不端正”、“不向领导请假”等，罚款额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

　 董凤贞说，厂里设立了一个下岗处，后来改名叫转岗处，看谁不顺眼就“转”过来。要求职工每月必须完成3万元销售任务，发给100元生活费。既不给办营业执照，又不提供卖货的摊位。“白天在厂门口站一天，卖不出去衣服，就强迫我们用自己的钱交销售款，交不上就不准回家休息。3月9日、10日，全厂休息，强迫我和黄素珍到厂门口卖货，实在过度疲劳，没有去卖，因此就罚款每人50元。3月11日，我们在门口卖了一天货，晚上8点要回家吃饭，遭到门卫阻拦，不准出厂，直到110值班巡警赶到，才放我们回家。第二天，厂里贴出黄榜，给予我记大过处分并罚款100元。”

　 为此，董凤贞等致书石家庄市总工会，要求救他们“跳出火坑，还以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取得劳动报酬权等”。

　 4月10日是黄素珍领工资的日子，她拿到刚刚发的2月份工资，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仅仅有7块钱。她说，自2001年11月以来，由于生产线上严重缺员，一个班组应有人员24人，而实际只有14至15人，加上定额高、工资低，工人经常加班加点，有时星期日都得不到休息。弄得工人虽然疲劳，但还是完不成生产任务，一些中层干部、车间主任经常不能回家休息，甚至还要罚站。

　 杨滨萍，41岁，曾向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果胜诉，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补发了工资。最令她不解的是，2000年9月，厂里突然找她谈话，说她这一段时间销售业务开展得不好，不服从领导分配，要求她写一份申请退党的问题材料。“对此，我感到震惊，感到难以接受。震惊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违反了党章哪一条，已到了退党这一步。难以接受的是，此前，没有任何人指出过本人错误并限期改正。”

　 2000年9月，服装厂党委作出了将杨滨萍“劝退出党”的决定，决定里有“叫困难多，不能完成领导交办任务”字样。为此，杨滨萍写信给上级党组织：“从我加入党组织那天起，就抱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奋斗一生。”女工魏玉恋，也被开除出党，她说：“难道开除党籍也成了制约劳动关系、克扣员工工资的一种手段吗？”

　 目前，李运强、普燕丽、郭爱琴、刘孝鹏等10多名工人因为劳动权利与新华服装厂对簿公堂。

　 新华服装厂党委副书记刘广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工人们想告我们，怎么也能找到借口。”他承认，存在对工人罚款、让工人加班情况，但这些都是出于“严格管理出效益”。管得是严了点，但这家企业是外向型企业，加工任务重，不加班就没有效益，谁不愿意休息，但休息谁给钱？他形容工人们的热情时说：“工人们加班到很晚，我们都拉闸让他们回去，因为加班不能无限制。”（本报北京4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