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时主动给妻子精神损害赔偿
孩子上庭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没有大哭大闹双方心平气和分手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
4月28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经全民征求意见修改后的《婚姻法》正式实施。一年来，曾经引起沸腾的新《婚姻法》尘埃落定，渐入平静。记者再次走访有关部门，却看到了许多静悄悄的变化。
案件类型多了
新《婚姻法》中增加了离婚过错赔偿、无效婚姻可撤销、遏制重婚及家庭暴力行为、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探望权等新内容。从出台的那一天起，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婚姻法》开始实施前后的一段时间，到法院离婚的人很多，北京市西城区便民法庭最多一天处理了25起离婚案件。
一对夫妻在妻子怀孕期间，男方有了第三者。离婚时，男方主动给付女方8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
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与家中27岁的小保姆结婚，生下孩子后发现长得不像自己。后来，女方承认是与农村老家的恋人生的孩子。结果，女方给付男方5000元过错赔偿，其中2000元作为孩子抚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赔偿费。
这是新《婚姻法》实施后北京曾经审理过的两起离婚过错赔偿类型案件。据悉，新《婚姻法》实施以来，过错赔偿案件和探望权案件都明显增多。
这一年，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办了十几件探望权案件。法官刘珍说：“探望权填补了空白，但规定还是不够明确。例如：没有对探望方式做出规定。不愿让对方探望孩子的，就强调探望只是瞅两眼就请走人，而另一方则强烈要求把孩子接回去住一住，进行感情沟通交流。”
据悉，西城法院还处理了10多起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案件。法院处理的涉外婚姻离婚也有所增多。
操作难点多了
一个中年妇女拿着丈夫写给第三者的情书复印件要告丈夫过错赔偿，法官问她原件在哪儿，她说当时复印完后就把原件放回丈夫包里了。法官很为难，因为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但法官也知道，再让她拿回原件是不可能的。
对离婚过错赔偿案认证难是让很多当事人和法官头疼的问题。《婚姻法》虽然规定损害赔偿制度，但如果当事人没有有力的证据进行证明，也无法得到自己应当获取的财产。
“过错赔偿类型案件虽然增多了，但由于举证困难，真正诉诸法院，请求开庭审理的不多。”刘珍法官说。
新《婚姻法》对“包二奶”问题制定了禁止性条款，但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妻子状告丈夫“包二奶”时负有举证责任。由于难过“取证关”，许多妇女仍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邻居不愿做声，居委会不愿出面作证，法官也十分无奈。
一则曾经见诸媒体的报道记述了一位下岗女工赵某某，其丈夫与一三陪女同居。赵想告丈夫重婚罪。本来街坊邻居都已经说好为她作证了，可在其丈夫的威逼下，这些邻居再不敢说什么。至今她仍然只能默默忍受丈夫在外面鬼混。
“探望权虽然判决容易，但是执行起来也很难！”刘珍说。“因为实际生活中，很多抚养孩子的一方不愿意让对方探望，虽然在法庭上答应的好好的，可一回到家就把孩子转移了，或者送回老家藏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可申请强制执行。可是孩子小，只能强制执行大人，有的人便因此被司法拘留了。”
婚恋观念新了
“离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决不能带孩子上法庭。”这曾经是绝大多数离婚夫妇所坚持的。但现在不同了。
北京市西城法院曾受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夫妻双方带着10多岁的孩子来离婚，征求孩子意见：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随着修改后的《婚姻法》的实施，人们的婚恋观也在发生变化。有的人认为，宁愿不要财产，也不愿再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老年人离婚也有上升趋势，在离婚人群中占到30％，比年轻人高出10个百分点。有的老人说，以前觉得离婚是件没面子的事，能凑和着过就行了，现在孩子自立了，自己不幸福的婚姻也不想凑合了。“再忍受下去，这辈子对自己太不负责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1980年调解或判决的86件离婚案件和近期的500起离婚案件进行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涉案人员中农民和工人的比例占77％，而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只占13％；在近期500起离婚案中，农民和工人的比例为37％，干部和知识分子增长了1倍。
许多人都通过协议离婚来办理手续，并且努力寻求“快捷”。北京市朝阳、海淀、西城法院等设立了便民法庭，受理的协议离婚案件越来越多，10多分钟就可以判决一起离婚案。据海淀法院民二庭庭长吕志强介绍，目前，他们为专门办理快捷离婚而设立的独任庭，每天至少处理七八起协议离婚案件，多则十几起。
4月23日，记者在西城便民法庭看到，该庭一上午就判了5起离婚案，离婚理由无一例外是“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协议离婚的，双方都和和气气，没有大吵大闹。
“以前来离婚的在财产上争执最多，双方甚至会为一个痰盂互不相让，大吵大闹半天。现在越来越强调感情质量，不再是搭帮过日子心态。”刘珍法官说，“人们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并且愈加注重婚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