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让人不能忽视的推荐：写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李昌平给《冰点》打电话：“我刚从福建武夷山回来，在那里碰到一个人，长年在山里帮农民致富，农民见到他像见到神仙！我在农村工作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受老百姓欢迎的人。你们一定要写写他！”
4月下旬，我去福建找这个农民眼中的“神仙”。
“尽管他很有礼貌，但我觉得他在内心和我的距离是很远的，满怀疑虑”
闽北多山，山上多树。树木多是杉树、毛竹、马尾松。近年，闽北人说要种好第四棵树———锥栗，俗称“榛子树”。
在福建南平市，我见到“榛仙”詹夷生。
詹夷生46岁，中等身材，挺壮实，肤色偏黑，留着寸头，脚上穿了双帆布网球鞋。他毕业于福建林学院经济林专业，曾任南平林委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詹夷生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记得详细。哪天去了哪儿，见了谁，干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他坐的车的车牌号也记下。
他送我一份《为榛农服务记录》表，表上密密麻麻的，一共11页。上边记着他1999年3月－2002年4月为榛农讲课、实地指导的地点、人数、内容等。从表上看，他这些年走了闽北9个县市、40个乡镇，近80个行政村。
他说自己能这样下村跑，是因为南平市搞了“科技特派员下村服务”制度。
1999年2月26日，单位里发下一张表格，要求填写你愿到哪个县、哪个乡镇、哪个村，服务哪些农户。同时，这种表格也发到农民手里，请他们填写需要哪类或哪位技术人员到他们那里服务。
詹夷生是搞锥栗研究的，锥栗多长在山高水冷的地方。他填的地方是海拔720米的温洋村，那儿的农民也要他这样的科技人员。双向选择对接上了，詹夷生成了首批科技特派员。
我问詹夷生：“以前科技下乡，你们不下吗？”
“也下。”他说。“‘三下乡’时，领导开个会，发一通文件，电视上鼓动一番。我们就搬个桌子，扛着电视机，抱上一叠资料，到乡镇所在地，摆个摊，弄个咨询台，专家桌前放块牌子，农民三三两两来问些问题，要点资料，也就完了。可锥栗一般都长在高山上，能种锥栗的地方，离乡镇所在地太远，路太难走，农民不可能在‘三下乡’这天都赶到乡上。”
“那你们怎不往下走呢？”我又问。
“没这个机制呵，‘三下乡’只要求下到乡，偶尔也会到村，但不经常。科技特派员不同，必须驻村服务，一竿子插到底。行政上，我受‘特派员办公室’直接调遣；业务上，我听农民指挥，农民有什么问题，只要打个电话，我们就会赶到山间树下，手把手地教他们技术……”
詹夷生说下去最大的困难，不是山高路远，而是如何被农民接纳。
第一次下村，詹夷生住村民张其兴家，他种的锥栗最多，是村里的大户，村民有什么技术问题都找他。
“这个农民对我很客气，帮我拎包，喊我老詹。尽管他很有礼貌，但我觉得他在内心和我的距离是很远的，满怀疑虑。”
晚上，詹夷生听他跟老婆讲本地话：“嘿呀，什么工作队呀，科技下乡呀，现在各种名堂多了。你看这个人长得胖乎乎的，还不是个当官的。他到咱这么穷的地方，能住多久？我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他，他爱住多久就住多久，看他能住几天。”
第二天一清早，詹夷生洗冷水澡，被张其兴看到。这里是高山区，又是3月份，田里还有薄冰，水很凉，没人一大早洗什么冷水澡。村民在山上干一天活，回到家都洗热水澡，哪怕是洗手也要用热水。张其兴心想：“你是不是嫌我这个东家待你不周，没有把热水递给你，你就跑去洗冷水澡，然后病倒在我家让我负什么责呵！”乡下人迷信，假如一个外来人病倒在家里，会带来晦气。
张其兴跑过来大叫：“哎呀，千万不敢呵！”又赶紧提来一桶一桶热水。詹夷生解释说，没事，我在大学时就这么洗。张其兴只好蹲在简易洗澡间外，看着上头一个个小孔往外散着热气。
吃过饭，他问：“老詹呵，你今天干什么？”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詹夷生答。说去挖笋，两人背着筐上了山。
3月的竹笋还没破土，得靠经验判断哪儿有笋。詹夷生是学经济林专业的，知道竹鞭往哪儿长，地表哪儿拱土，哪儿就可能有笋。
“来，这边挖。”张其兴不太信。“这里不但有笋，而且至少5斤以上。”张其兴果然挖了一根，又接二连三挖出一些。这天挖的笋特别多，他挑一担，詹夷生挑一担。
第二天，张其兴上山给榛子树修剪，詹夷生也要去。“我说我包里也有修剪的剪刀和锯子。他一把拦下说，你那个千万别带去，你的不好用，我们农家的才好使。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怕我是个外行，上山乱剪他的枝，把他的树给搞坏了。”
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山，张其兴把剪枝用的工具牢牢抓在手里。在山上，他动手，詹夷生动嘴。他一棵一棵地锯，詹夷生跟在边上一棵一棵点评。“你这个枝剪得对，那个枝剪得不对，结果部位长在顶上的不能剪，剪掉了就没有果了。”
张其兴越走越慢，锯到第16棵树时，他停下，双手把锯子、剪刀捧给詹夷生，说：“詹老师，咱们回头，从第一棵树开始，你再给我加加工，你说剪哪儿就剪哪儿，我全听你的。”
这天下山后，张其兴开始向左邻右舍宣传：“我家来了个詹老师，今天上山修剪了一天，他会教我们怎样种榛子、管榛子，我们可以跟他学。”农民都跑到他家，张其兴搬凳子给人家坐，来的人越来越多，凳子不够坐，很多人只好站着，他们向詹夷生提的问题越来越多。
詹夷生问村里有没有小学校？说有。
“我能不能到学校给你们讲讲，那里有桌子、椅子，你们还可以记记，有黑板，我还可以给你们画画。”村民们说好呵！这样，詹夷生开始给榛农讲第一堂课。
“我不给他们讲危害榛树的虫是哪个科、哪个属、哪个种，它的拉丁文怎么叫。我给农民讲的是眼下，什么虫危害最大，用什么办法治。有的方法农民正在用，有些他们完全做反了。那堂课，他们听得很入神。”
下了课，农民对詹夷生的称呼又变了，喊他：“詹教授。”“我听了不好意思，如果‘教授’这个称呼到处传，总会传到我们单位，单位上的人会笑话我：詹夷生跑到下边吹牛，还说自己是个教授。我心里虚虚的，对农民说，千万不敢喊我教授。”
“那叫你什么？”农民问。
“就叫我‘詹特派’吧！”
“花最少的投资，用最简单的技术，在最差的砾土上，挣最多的钱”
我到南平的第二天，詹夷生要下村给农民讲课，这是几天前约好的。天下着大雨，吃过早饭，我跟上他直奔村里。
上午9点半，到了龙村镇的龙溪村。在村委会的一间大房子里，坐了几十号人，几乎全是青壮年男人，他们穿着雨靴，抽着烟丝，屋里烟雾缭绕。只有一个女人坐在长椅上，我挨她坐下。这个女人叫张秀萍，30岁左右。她说今天本来是赶墟（赶集）的日子，她没去，赶了5里路到这儿。她家有200来棵榛树，去年光长榛瘤，不长榛子，收成不好。
讲课前，詹夷生先发资料，资料上还印有他家里、单位和“小灵通”电话号码。据眼下锥栗生长情况，他今天主要讲怎么施肥和治虫。在课堂上他先讲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春天，政和县一个姓吴的农户往詹夷生家打电话：“詹特派，不得了了，我今天上山看了，我家榛树开花了，但我很害怕，树上有很多虫。”
詹夷生问是些什么虫？农民说：什么虫都有，飞的飞、跳的跳，看得眼睛都花了。这么多
虫咬我的树，那还得了呵。他问打什么药？詹夷生说你什么农药都不用打，也不能打。
“什么药都不打？”农民让詹夷生一定来他的山上看看。
吴家有150棵榛树，已经8年了。他很勤劳，以往，只要树上有虫，他都会上山治虫。每到锥栗开花的季节，也是虫子最多的时候，这时，他都背着喷雾器上山，杀死的虫落了一地，他心里很满足。可他这么勤劳能干，每年收的果却不足300斤。
见到詹夷生，老吴问：别人都叫我打什么农药，你怎么说什么都不要打、不能打？要想说简单点儿，詹夷生一句话就解释了：“雌雄同株、异花授粉”。可这样说，农民听不懂。
詹夷生是这样讲解的：我们的榛子树，公的花跟母的花，是长在同一棵树上、同一根枝条上、同一个花序上的。可是，榛子树上每一朵母花，对长在眼皮底下满树的公花，统统看不上，她必须到别的树上，找个新郎成亲配对，才能生孩子。那满树的公花怎么办呢？它们只好飞到别的树上，做上门女婿。可树跟树距离远，过程又繁琐，这就得有个媒人来办这些事，谁是这些媒人呢？这就是满树的虫子。
这些虫子是我们的朋友。可你们这些东家好不懂礼，人家来帮你们干活，你们反倒拿起喷雾器，把它们统统杀死。没有虫子帮忙授粉，到了秋后，花苞都是空的，产量自然不高。
老吴听后，一拍大腿说：怪不得呵！有年春天花期来时，正赶上他老婆生病住院，老吴在医院伺候病人，没顾上打农药。回家时，花期快过了，他赶快上山补打。结果这年他家榛子产量特别高，达到上千斤。
“我种了七八年榛子，就没人告诉我这个理儿。”他听了詹夷生的话，没打药。结果去年他家榛子产量达到2100斤，是原先的7倍，一斤卖三块二，挣了6000多块钱。
“现在虫多，但不会害榛子。”坐我边上的秀萍听懂了，眼下正是榛树开花的季节。
“那你以前打不打药？”我问她。
“以前有打，今年不打了。”她说。
这时，詹夷生开始讲榛树的“桐干病”，秀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黑板，不再理我。过了一会儿，她吩咐说：“你帮我抄下来，这个很重要。”我替她在本子上记着：70％甲基托布津，一可乐瓶一两……
詹夷生又讲到“剪枝象”，说这种虫特别厉害，一只虫能毁掉三斤榛子。
这次秀萍问也没问，直接从我手里抽去笔和本，自己记。我瞅了一眼，见她写着：“先摇树，敌百虫。”
课后，正好雨也停了，詹夷生带着村民一起上山看榛树。我跟村支书走在一块，他说龙溪村300多户人家，种了2800亩榛子树。去年减产，因为榛瘤太多了，这是一种虫害，害虫叫“栗瘿蜂”。
“我们去年就请詹特派来，讲了怎么治这个瘤。根据詹特派的意见，我们发动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上山摘瘤。你看我眼前这片林子，榛瘤就很少了。去年全村收了两万多斤，今年能增产两倍……”村支书告诉我。
为什么在闽北要种好“第四棵树”———锥栗？詹夷生是这样解释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锥栗，中国长锥栗的地方在闽北，其他地方都是板栗。去年，闽北种植业里单价最高的农产品，就是锥栗，一斤卖到3元钱，而谷子，一斤才卖四角七分。
适宜锥栗生长的地方，至少海拔400米以上，海拔高，土地贫瘠，山高水冷，其他植物难长，这儿又多是老、少、边、穷的地方。“如果一亩地种40棵锥栗，一棵产10斤果，一斤卖3块钱左右，在这种又高又贫的地方，一亩地就能收1000来块。花最少的投资，用最简单的技术，在最差的砾土上，挣最多的钱。你想呵，这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个什么意义？”
“如果一个干部，让我们觉得他对钱很在乎，那他在我们心里，就会一钱不值！”
詹夷生家离车站很近，他说像蚊香、毛巾、肥皂粉，下乡穿的鞋子啦，平时都搁包里，光充电器就准备了5个。农民一个电话打来，可以拎着就走。他包里还有三样必备的东西：海拔仪、修枝剪、锯子。
他给自己提了三个要求：请得起、听得懂、靠得住。“没把握的技术我不会教给农民；我不讲书本里的大理论，给农民背书，说些术语，弄得很玄妙；我答应农民哪天到，我一定会到，风雨无阻。”
詹夷生在日记里记了1999年5月26日，在川石乡搞“高山村锥栗丰产栽培技术巡回讲”时的一次经历：
车到了一个叫小东游的村子后，进了一条当年国营林场运木头的便道。这条路周围都是树林，几年都没运过木材。透过车窗望去，天下着滂沱大雨，道路多年未修，路上时而水漫横流，时而崎岖险恶，路两边的芦苇和树枝不断地刮打着车窗。四点钟过了，天也越来越灰暗，望着车窗外让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我的拳头越攒越紧，手心都出了汗。
突然，右车轮下头一段朽木断了，车子马上右倾跌落一个坑里，车子动不了了。我们一开车门，就听见一片震耳的冲浪声，弯腰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右车轮要不是顶在一块足球大的石块上，我们会连人带车翻进20米深的沟壑里。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留下一人看车，然后步行4公里，找到了一个村子。因为下了一天大雨，村民晚饭后都早早上床睡了。我们像当年子弟兵那样，敲开一农户家的门，听说我是进山给榛农讲课的锥栗专家，他立刻召集了8个农民，拿上山锄、撬杠等，赶到出事地。
天全黑了，村民让我们在边上用手电照着，他们光肩赤背在雨中撬的撬，抬的抬，随着一阵阵吆喝声，汽车被从坑里搬到了平地上。
我掏出随身仅带的200元钱，付给8个浑身湿透的村民，他们怎么都不肯要。说送钱不如送技术，你给我们讲讲怎么种榛子、管榛子就行。我回到车上，用塑料袋把带来的讲义、技术资料包好交给他们，8位农民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上路……
“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并不等于惟利是图，先讲钱、再讲课，电话里先谈好多少钱，派什么车来接。种锥栗的地方本来就很穷，如果这样，农民只能离我们远远的。请不起，只好不用这项技术，还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走从前的老路子。”詹夷生说。
我问他跟农民相处有什么诀窍和经验？
他说：“下去一定不要带杂念、私利，要以心换心，替农民想着。你想让农民把你当成什么人，取决于你把农民当成什么人。”
跟农民熟了，他们向詹夷生提起一件事，曾有个技术人员来讲课，讲到种锥栗要舍得投入，上足肥，才能高产时，他指着坐在下头农民的脸，打比喻说：
你看看你们，个个瘦骨如柴，面目狰狞。你们的父母只知道把你们生下来，一生就生七八个。他们很吝啬，舍不得买东西给你们吃，所以你们长成这个样子。而我的父母，舍得给我吃，花心思培养我，我曾就读过4所大学，所以我面色红润，学识丰富，现在又下来救助你们……
讲到遗传、种的关系时，他又指着前排一个农民道：我能想像你的妈妈，也长得和你一样黑不溜秋的；我还可以断定，你生出的儿子比你还要矮。这个农民刚好是个锥栗大户，在村里很受人尊敬。农民跟詹夷生说：要不是我们请他来的，我们真想上去揍他一顿。
詹夷生有回去一个村讲课，见当地香菇的品质很好，就掏出一百元钱让房东帮他买。回家后，家里人说这么好的香菇，下回去再买点儿。
没多久詹夷生又去那个地方，这次有乡干部陪。詹夷生还让那个农民替他买香菇，叮嘱他不要让乡干部看到，看到了会拿农民的东西送人情。房东买了香菇后悄悄丢到车上。
詹夷生回家一看，一百元钱放在香菇袋子里，这回农民没要他的钱。詹夷生把钱寄回去，留言上说：你们现在还很穷，等你们富了再谢我不迟。
第三次去，农民跟他说了句真心话：如果一个干部，让我们觉得他对钱很在乎，那他在我们心里，就会一钱不值！
詹夷生心说：“幸好我没为了两斤香菇，变得一钱不值。”
“我们有不懂的地方，都愿给詹特派打电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在龙溪村讲完课的第二天，我又跟詹夷生去迪口镇的李溪自然村，他说这次是去还债的。
李溪村有个农民叫叶长婢，家有4个儿子。大儿子打小起一吃荤就闹肚子、胃肠过敏，所以只能吃素，村里人说他是个“吃斋的”。他有些自卑，路上见人不讲话，头一低就过，现在30多岁还没成亲，村里人喊他“哑仔”。
“哑仔”管了一片锥栗林，生了一种红蜘蛛病。这是一种螨类，小如灰尘，整树的叶都黄，栗苞也黄。当地农民一直把这种虫害当病害来治，打了各种药也不管用。“哑仔”在电视里见到詹夷生，打电话请詹夷生来。
那是去年8月份，詹夷生去的那天下午，叶家父子都站在村外几里远的山坡上等。一眼见到詹夷生，“哑仔”很激动，从坡上冲下来，滚到詹夷生跟前，大叫：就是他！就是他！
詹夷生直接去了他家的锥栗林，一下午都在山上。他带了把放大镜，把虫放大给大家看。“哑仔”围着詹夷生问这问那，村里人说，他今天一下午说的话，比他10年说的话都多。
下山时天快黑了，叶长婢拉住詹夷生要他在家里吃饭，吃过饭，再给村里老少爷门讲一堂课，大伙都等好长时间了。
村支书一听急了，说不行！早通知各自然村的人，下午到行政村听詹特派讲课，人留在你这个自然村里，我怎么交待？
叶长婢不听：“詹特派是我们请来的。”兄弟几个抓住詹夷生的肩膀，不放人。双方在村口争持不下，叶长婢跟村支书翻了脸。
最后，詹夷生调解说：这次我先回行政村，那里好多人都是赶了很远的路来的。以后，我专门再来一次，在你们这儿讲课、吃饭。村支书也拍胸脯保证，肯定再把人请来，李溪村这才放行。
车行一岔路口，老远见一个人站在路上。詹夷生告诉我，这人就是村支书。支书30来岁，戴眼镜。上了车，话不停：“詹特派，你再不来，李溪村我都不敢去了。”
他又说：“詹特派，你上次说的‘上不剃头，下不光腿’，村民都照做了，今年增产没问题。你帮我修剪的榛树，从树形和开花样子看，结果肯定比去年多。”
詹夷生没进村，下了车一转身就上山。他还是去叶长婢家的园子，他家种的榛树最多，村民都在山上等着。
两山之间有水田，詹夷生走得飞快，沿着窄窄的田梗弯来拐去，然后又顺着小土路上山。
“这些都是榛树。”在山上，他指着一棵棵阔叶树告诉我。雨后的榛树，树叶嫩绿，开着乳白色的花，有淡淡甘甜的香气。
山不高但陡，雨后湿泞，一步一滑，鞋底很快粘上厚厚的红土。我走在詹夷生身后，见他的
T恤衫汗湿了一大片，但他上山速度不减，我很快就落在了后头。
一个脸长长、黑黑的小伙子，蹲在我头顶的土坡上，伸手把我拽上去。“这都是我家的榛树。”他是叶家老四。
老四说七八年前，他家靠贷款种了25亩，上千棵榛树。早几年他没在家种锥栗，跑到深圳打工去了，给人洗车，一个月挣1000块钱，这些钱不够他在深圳用的。现在哥几个每人管一片园子，榛子很好卖，一颗都剩不下。
“白天上山拣，晚上就有人在村里收，夜里在家点钱，最多一天卖了一万元。”去年，他家光锥栗收入了5万多元。
老远望见山头，山头有一凉棚，詹夷生已经到了，身边围满了人。
下午四点，詹夷生下山，村民成群结队、前呼后拥地跟着。原定是晚上讲课，詹夷生说现在就得回村讲，因为今天来了不少外村人，赶很远的路来。天黑了，他们不好走山路。
上课在村小学校，教室坐不下，人就站在走廊，趴在窗户上听。詹夷生讲的还是锥栗春夏季管理，怎么施肥和治虫。坐我身边的多是榛农，也有准备明年种榛子的，还有个是村里专卖农药的。
课后趁人没散，我赶紧采访。我问大伙儿：“你们的爷爷辈就种榛子了，你们还能不会种吗？”
“有种，但种下去，不懂管，靠经验，产量不高呵。”
“管得好，200棵榛树，能结上千斤果；管不好，600多棵榛树，才结300斤。”
“这个技术又不是很复杂，以前就没人来教你们？”没想我这么一问，教室里顿时跟开了锅似的，有七八张嘴在同时说话：
“有来，还是从市里来的。可他讲着讲着，就讲到苗上去了。”
“苗，什么苗？”我问。
“还不是他自己的锥栗苗，他想让我们都买他的苗。”
“他把我的树，剃了头。这棵树，到现在都没开花。”
“他是为了自己利益来的，不像詹特派。”
“詹特派不一样，他能替我们农民着想。像开花时不打药，让我们又省事、又省钱。”
“詹特派去年来，教我们怎么修剪、施肥、喷药。你看，今年的榛子好多了。”“我们有不懂的地方，都愿给詹特派打电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们就这么信他的话，一点儿也不怀疑？”我问。
农民围住我，瞪大眼睛说：“他的话，就是钱啊！”
这天晚上，詹夷生离开李溪自然村时，村民都聚到村口，放着鞭炮送他。
“没有钱，照样可以干事情；没有权，照样也能被人前呼后拥”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无权无钱。我到下边去，没一个农民问我当的什么官呵，能不能弄个项目，找点儿钱来花花。他们只要求我：詹特派，你还有什么绝招，都教给我们吧。”詹夷生说。
“没有钱，照样可以干事情；没有权，照样也能前呼后拥。呆在农民中间，被他们认同、接纳，我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很舒服！把我所学的知识，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钱，我的人生，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归宿。”
他还说，南平市搞“科技特派员驻村服务”制度，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驻村服务，不光是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同时也是向农民学习，把他们在生产中的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充实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我是1999年下去的，到2000年，国家林业局颁布了第一批‘全国名特优经济林之乡’，中国‘锥栗之乡’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南平的建瓯，我非常高兴，感到自己劳有所得。紧接着第二年，我又服从派遣到了政和县，这年9月，政和县又拿到‘锥栗之乡’的称号。”
他说这是政和这个老区县、贫困县建县以来拿到的第一个国家级品牌。当地老百姓说这个意义不亚于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不论从时间和空间上讲，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而锥栗就在他们眼前。
“我走过的许多地方，我们市委的李川书记，下乡调研时也都去过。据后来别人告诉我，在下边，他听农民讲詹夷生，听乡镇干部讲詹夷生，听县市领导讲詹夷生。他说，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年代，要找到一个农民、乡村干部、领导都说好话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夷生，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听说你在建瓯，我马上赶到建瓯，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你又去了政和县。等我去了政和，你又跑到浦城去了。我们就像捉迷藏一样捉了半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听了这番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能得到一位市委书记如此关爱，确实没有想到。”
詹夷生不在家，有农民来电话时，他76岁的老母亲会替他做电话记录。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天很冷，有两个农民来找詹夷生，找了俩钟头才到他家。他们一直在客厅里说话，客人走时，已很晚了。
“我妈妈一直没露面，我还以为她睡了，等客人要走时，她突然跑出来，把两个农民拦住。原来她一直在厨房里煮蛋，要给他们吃。”
我在詹夷生家见到他的母亲，老人说：“你想，都快半夜了，这么出去会很冷呵。我在鸡蛋里加了冰糖和白酒，吃了身上就不会发冷，我想让他们热乎乎地走呵。”
提起詹夷生，她说：我是从农村长大的，这个孩子我从小就教他，让他砍柴，他也很勤奋。他插过队，插队出的都是满勤。他身体好，脸晒得黑黑的，就像个农民一样。
我问她，詹夷生这样一年到头在下头跑，又挣不了什么大钱，家里人不抱怨他吗？
老人说：“他拿了国家的工资，就要替农民干活。我们老了，就是心里想做善事，也没有能力，做不来了。夷生也是替我们做，所以我们也叫他要多做。”
詹夷生说母亲曾不止一次跟他讲过，小时候在乡下，每当看到农民用鞭子打正在犁田的牛时，都觉得鞭子像是打在她的身上，很心疼。
她说牛那么辛勤，花那么多力气替我们犁田，你怎么还忍心去打它呢？她时常提醒詹夷生：“农民，就像替我们犁田的牛一样。现在农民最穷、最苦，夷生，你一定要对农民好一点儿。”
今年春天，《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作者李昌平到闽北，两人一见如故。詹夷生对李昌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俩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愿做农民的朋友。你对高层为农民说话，我在底下为农民干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