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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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学就有青春 有青春就有民谣

本报记者 崔丽 陈娉舒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原创校园歌曲风行一时。那些歌、那些木吉他几乎是我们青春的坐标。十年一晃而过,朝花今又夕拾———

 

  5月22日,一套收录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经典校园歌曲的《校园民谣珍藏版(1993-2002)》将面世。它的出现被舆论视为是“对校园民谣10年风雨历程的纪念”。

  另一套唱片《2002校园民谣》将于6月份接踵而至;随后的7月,一台校园民谣全国巡回演唱会将自郑州登台开场。而此时,北京大学征集校园民谣的歌曲创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原定截稿日为4月底,因寄自各地的歌词稿件源源不断送达,不得不延至6月。

  当流行音乐似乎已被重金属、电子乐、组合等一张张看上去“前卫”、“艳丽”的标签紧紧包裹时,拥有简单的伴奏、质朴的声音的校园民谣,终于在这个初夏再度响亮。

  关于“校园民谣”最早的部分记忆,脱不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些“关键词”:《外婆的澎湖湾》、《垄上行》、《乡间小路》,叶佳修、陈彼得、张明敏。这些从台湾远道而来的轻松、温情的小调,在广袤的中国内地找到了深深的共鸣。国内最早看好并力推校园民谣的“大地唱片”,自1994年正式推出校园民谣系列1、2、3。鼎盛期的《民谣(1)》,发行60多万张,市场上出现的正版与盗版带比例则是1∶6。《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寂寞是因为思念谁》等成为内地版校园民谣的一个个“符号”。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了嫁衣……”一股莫名的感伤,一份青涩的神情,在吉他的清弹中,老狼、郁冬、沈庆等一批校园歌手,红透大江南北。

  之后,纠缠着盗版的扼杀,歌曲定位、演唱风格的褒贬之争,校园民谣的创作出现滑坡。不停有标榜新样式的校园民谣争相亮相。在追赶潮流中,很多人迫不及待为校园民谣披上各种时尚外衣,单纯的吉他音里杂糅了刺耳、嘈杂的电子乐音。一位曾听过一场冠之以“民谣新唱”的乐人不无讥讽地说:“充斥的重金属味道,把校园民谣演绎得如此浮躁。”

  到大地唱片发行专辑《2000校园民谣》时,当年民谣1推出后各音像店排队等唱片的胜景不复出现。王一鹏、冯磊、双鱼座等一批被推出的民谣新人,也始终是一副副新新面孔,不温不热。

  颇具意味的是,校园民谣在市场上出现空白,却在一些寂静的角落和空间执著而热烈地生长着。

  北京音乐台的校园民谣专栏,每个周末都会静静守候着校园民谣的拥戴者,共同体验“曾经青涩的感受,曾经单纯的表达,曾经真诚的体会,曾经无法割舍的留恋”。

  该台的校园民谣网站上留下许多令人感动的帖子。一位网友说,在号称“ I世纪 E时代”的今天,“校园里依旧有人在歌唱,吉他有些破了,琴声有点涩,嗓子有点哑了,歌声有些孤独———但那些普通而平凡的歌声,在摒弃了城市的浮华和喧嚣之后,听上去依旧那样让人感动”。

  校园民谣代表人之一的高晓松对于校园民谣有一个绝妙的“生理解释”。他说,“只要有大学,就会有民谣。因为只要年轻,荷尔蒙就会分泌,音乐就是必然的分泌。”

  21岁的杜磊和他的伙伴,正处于“音乐荷尔蒙分泌期”,以至于学民族声乐的他受不了“每天被训练得把嘴张成一定规格”,自弹自唱的校园民谣让他们更能舒展自我。他和四个同学组成合唱组,当时,同宿舍的14个人有15把吉他。

  “走过的年轻,渐渐的长大”,这种体验,从未因年代的不同而有别,无论是曾经的高晓松、老狼,还是今天的杜磊们。关于校园的歌,来自校园的歌,是每一段青春不变的情结。

  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谈及校园歌曲时推崇“清纯形象”,认为校园民谣可以“有一点点脱离实际、脱离世故、一点点理想主义”,“首先就应是为校园生活而作,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广泛传唱”,他相信“商业力量的介入只会违背校园歌曲的本色”。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认为:“校园歌曲并不需要多高的专业水准,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己去表达。”

  最好的校园民谣一直都是“自己的表达”。远离世俗,以青春的心弹唱青春的歌,质朴,真诚……对青春而言,“校园民谣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只不过我们的眼睛有时被灰尘蒙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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