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目清秀的内蒙古农村女孩，叫乔婉君，她的资料和肖像被她的校长放在网上。即使是说一个农村孩子很新鲜的事她也显得很忧郁：“我1989年出生，英文名叫SALLY。我家在内蒙古固阳县的一个农村里，我的向往是长大当一名教师，我做什么事情时总是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她是私立雷佳试验学校的学生。她的校长、北京到固阳去的教育家李雷对记者说，“她出生在那个地方，就预示着某种悲凉的东西。以后不知要比城市孩子多付出多少！”

　 就是为了这些“渴望挽救的孩子”，李雷去年9月辞去北大附中高三语文教师的职务，来到包头北边的固阳县，办了雷佳学校。半年来，像在一切偏远贫困地区办善事一样，甜酸苦辣皆备，苦辣尤多。

　 李雷45岁，社会上闯荡过，对自己的社会经验颇为自信，号称三教九流都能应付，结果今天直埋怨自己，怎么有些事这么幼稚，还被热情冲昏头脑，当官的就是当官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心底无私办教育，而且自以为跟他们处得不错就放松巴结……

　 当年被县上热情迎来、希望其帮助固阳办教育的李雷，很可能一年不到就两手空空无奈回北京，但他与几十个农村孩子结下了“生死之谊”。

　 李雷1983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担任北大附中高三毕业班语文老师。1999年8月参加团北京市委组织的扶贫支教活动，到内蒙古固阳县顺西中学支教，任主管业务的副校长，至2000年7月结束。2001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现任雷佳实验学校校长。

　 农村学校培养的是农村少爷，书没读好，地也不会种了

　 这个地方过去没有教育传统，与两千多年的科举教育绝缘（过去时代中科举进士多的地方，现在多也教育发达，如江苏、浙江等省，反之亦然）。

　 这个地方战国至秦代，为匈奴民族居住地，秦将蒙恬曾屯兵于此，并修筑秦长城，遗址至今完好保留。

　 风景辽阔，而学生可怜！李雷对坐了一夜火车到包头、又赶了两个多小时长途车赶到固阳的记者感慨塞外教育的贫乏———这是他抛家舍业、毅然来此的主要原因：

　 “学生水平比起南方或北方的城市差得很远，很多到了初一，还远远写不了2500字，这有学生个人的原因，但更多是学校的。因为乡里学校的老师根本就是农民。他们生活中更大的事是种地，责任心很成问题。另外，这个地方喝酒喝得厉害，很多时候，老师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走进教室。”

　 李雷说，要靠这样一些教师完成国家提出的任务很难。他曾问包头师专一个中文系毕业生读过什么书？答曰都读过。茨威格的书读过什么？结果那个师专毕业生竟没有听说过茨威格。李雷说，我看这个语文你是教不了。“贫困地区缺什么？扶贫支教做什么？表面上，当地学生不缺吃不缺穿，还有零钱打打游戏机，买袋方便面。实际上，精神上的荒凉与贫困到了可怕的地步：学校图书馆不对学生开放，放学回家更是没有书看，长年缺少课外活动、体育锻炼，小小年纪体态、步态、心态都迅速成人化甚至老龄化，下了课就在墙根底下蹲成一排晒太阳。我问几个男生为什么晚自习手里没书干坐着，回答是不想看。到了初二，就开始大面积地厌学、弃学。小学毕业时就已经流失了20％，到了初中毕业又流失20％。到了初二初三，孩子们心里都明白，学习跟我没关系。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全县只有一个高中。能考出去，更跟中彩一样稀少。初中毕业后，只能在家里坐着，特别是女孩子，16岁从学校出来，找不到工作，不会看书，不知道干什么，嫁人年龄又不够，虽然是花季，心很快就老了。哀莫大于心死。”

　 李雷是在团中央组织扶贫支教时了解到这里的教育状况的。他特别痛惜，应试教育不仅没有改善农村孩子的心智，而且给他们添加了恶习。他认为，受教育的历程是乡村人的尊严不断丧失的过程。就像少年闰土在鲁迅的笔下是蓝月亮下、拿着长茅射獭的灵敏而勇敢的少年，而成年的闰土却称当年伙伴为“老爷”，生活的艰难和残酷剥夺了年少的亲密友谊，教育给了他们严格的身份等级……

　 现在的学校所学非所用，培养的是农村少爷。书没读好，地也不会种了。不劳动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凭此维持某种优越感。粱漱溟、陶行知批判过的乡村教育现状依然如故，甚至更严重了。

　 这种农村教育直接威胁到了孩子们的生存。这是一个不公平，就因为他们生在农村，于是就带上了烙印。这是所谓贫困县最大的贫困———生存状态的贫困。

　 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李雷来固阳还有很强烈的个人目的。

　 他上北师大时，对卢梭的《爱弥尔》耳熟能详，于是和同学们都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孩子写成一首教育诗。但是事情绝不像想象的，“儿子一旦进入这个教育体制就被异化了，家长在学校和教育制度面前完全是弱者，哪怕你是大学教授。是这个教育制度在塑造我的孩子而不是我，现在他没有快乐，总是说活着没意思，我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我只能悲壮地身体力行，让他看看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能像白求恩一样为人们做出什么，办一个学校，一个让孩子快乐的学校。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更好的教育。”

　 做电影的妻子跟李雷一起来固阳，他说，家和他一起上路，是他的幸福。儿子一个人留在了北京，上高二应该能自立了。

　 李雷两年前结束固阳的支教活动回到北京，在家里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时，有一个场景：老师回城了，章子怡演的女学生站在满天大雪中，痴痴地等着———在七月的炎热中，李雷感到凉透骨髓！他可以肯定，他的学生就这样在等他———正是为了回避离别的情境，李雷悄悄地离开固阳，没有跟学生告别。

　 这最后的感情一击让李雷重回固阳。

　 “看10部这样的片子就足以改变一个孩子对世界的看法”

　 “我种一块实验田，我不能改变什么……”

　 他的试验开始。靠着支教时跟县里搞好的关系，县里很欢迎，把一座旧学校楼借给他使用。李雷把它粉刷一新。他雄心勃勃，

　 多多益善地招收了11名教师。设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三个班（这里小学上5年，初中上4年）收了70名其他学校不要或者想上重点学校没门的学生。2001年9月1日，雷佳学校正式开学。

　 他的办学宗旨听起来很抽象，变成“白话文”就是，“要让学生像德国人一样健壮，像美国人一样自信，像日本人一样精明，像韩国人一样自尊”。

　 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用一个统编教材，执行统一的课程计划，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他很大胆地把章程改了，参照中国现行的课程计划与日本2002年课程计划，再结合本地情况，制定了独特的雷佳课程计划。

　 最大特色就是把道德课转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熏陶；为达到强悍学生的目的，增加了体育课；初中以前不专设英语，而是把英语化到其他课中；语文课、英语课与他特有的“名著赏析”和“名片赏析”课结合在一起，这样，娱乐和教学也彼此融合了，并延续到课堂时间以外。

　 记者看了他的教案和考试卷，发觉他推崇一种人文的、精神力很强的东西，并融会在一切细节中。他主张，先得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提升，然后什么病句错句之类技术上的细节就会在过程中迎刃而解。

　 比如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卷上有一题，让孩子说出两组句子的区别：

　 A如果没有太阳，地球上将到处是黑暗，到处是寒冷，没有风、雪、雨、露，没有草、木、鸟兽，自然也不会有人； B一句话，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他把语法融入自然的诗意中。

　 再比如四年级的试卷，他要求这些连一句话都写不顺、错字满篇的小学生把对“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的理解写下来———他时时在培养农家的孩子对农家的感情。

　 李雷设计了一个很特殊的课———“名著感觉”。他对这些连浅显读物都看不懂的孩子读屠格涅夫，读海明威，读汪曾祺……让孩子们听完后，尽己所能把故事记下来，以便培养一种叙述故事的能力，一种写作和速记能力。

　 记者看到四年级的考卷上听记是《儿童和平条约》———李雷在努力打开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

　 他不希望孩子们堕入此地他们父辈那种境地，他总想启发他们思考人生。难道就在黄沙大漠中的小土房边晒太阳过一生？

　 五年级考卷有一阅读思考题：影片《泰坦尼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船要沉了，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地逃命，四个音乐家都还在（）（）地演奏着乐曲。有人问：“都死到临头了，还拉琴干什么？”一个音乐家（）笑着说：“既然如此，现在不拉，还等什么时候拉呢？”———让学生填空，并用300字写出思考。

　 这是一个塞外的黄昏，简朴的教学楼里传出舒缓的西洋乐声。记者推门，看到李雷正给农村的孩子播放斯特里普主演的《狂野的河》，孩子们已经收起不解的笑，沉入剧情。

　 这也是李雷的独创，让孩子每周看两盘英文原版碟。这也是他英语的边缘教学。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德育观：“好莱坞的确强大，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片子里有很强烈的正义、公平、民主的因素，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初一年级我觉得要加强正义感的熏陶。”

　 并不是看完就算了，学生要把自己的感动写出来，这些过去就知道街头惹事的孩子，知道了友谊和酒肉朋友，勇敢和粗鲁的区别……

　 他多年精心收藏的原版碟派上了用场，孩子们迄今已经看过了《燃烧的华盛顿》、《勇敢的心》、《阿甘正传》、《天使保镖》等十几部片子。李雷说，再过一个学期他才让孩子们看《辛德勒名单》，现在他们可能还理解不了。“我觉得这样的片子有10部，就足以改变一个孩子对世界的看法。”

　 李雷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朋友的赠书加上他自己的收藏，足有一千多册。学生可以随便借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从工人的头脑中自己生长出来，得从外面灌进去，如果不是我介绍，念给他们，他们怎么会知道武侠鼻祖是平江不肖生，如果我不念，他们怎么会知道有林语堂这个人和他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我就是‘毒害’下一代，我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深入到他们的骨子里。”

　 他曾对北大附中的孩子也这样，有孩子到了国外给他来信说，“你教的东西改变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但是他说，“北大附中那生源，教师就起一个助力，我觉得没教什么，而在这里，我就是在塑造了。”

　 “教育要让人变得聪明、富裕、能干，否则人们干嘛要到学校来”

　 雷佳学校比别人多的还有综合实践课和选修课。曾经听过李雷讲课的研究学校社会学的刘云杉写道：“李雷在一节综合课上，需要用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做背景音乐，他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单弦不断地重复，在重复中不断地加大力度、不断密集，扣人心弦。学生在此学习音乐的节奏，用此寓意固阳人口在几十年不断增加、不断密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气氛、很有感染力的设计，但是固阳找不到这个曲子、包头也找不到，这样的设计在固阳的背景下就是奢侈的。在这节课上，他要介绍以色列的沙漠绿洲，我国北方干旱，官方的观点是年降水在100毫米以下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但以色列的年降水只有40－50毫米，可是以色列人民团结一心，用滴灌等方式精心耕作，建设起富饶的家园。

　 再来看固阳的昨天、今天与未来，在固阳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譬如对太阳能的利用，譬如对沼气的利用，譬如种葡萄与烟叶等经济作物收益就更好，这样还可以发展相关的产业，譬如用葡萄来酿酒……李雷就是要实践这样一个信念，教育要让人变得聪明、富裕、能干，否则人们干嘛要到学校来，教育要给人切实的帮助，学校里的教师也应该是当地的能干人。”

　 这是一种导演的感觉（李雷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过办公室主任）：“我把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溶在规定的两千小时的德育里，我没有一般学校的德育课程……”

　 如果李雷把德育课变成这样的实践课算不算德育？他在扶贫支教时就有过这样的实验，他当时写道：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让知识遇到求知的心灵。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摄影小组的几十个学生每次上课时的神情。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感光度、焦距、反差这些名词枯燥，他们欣赏摄影大师桑德、布列松、德巴东的作品会发出动人的微笑，我相信他们已经学会用自己的心灵去看待这个世界，尽管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拥有一架自己的相机。”

　 他安排这么多的综合课和实践课，就是想让孩子尽早有口饭吃或者脱颖而出，以便使他们的农村父母枯涩的脸上能浮出一个轻松的笑。

　 他聘请的科学顾问是原县重点中学的校工。这个校工是一个无线电专家，他指导的学生科技小组曾在全国的航模比赛中获二等奖。这可是固阳的能人，但没有文凭，当不了老师。在李雷的学校里，他不仅被聘为老师，而且还当科学顾问。李雷还想把全县各行各业的能人在职业开放日定期请到学校来，他的学校是一个试验场，每个人都要学会对生活有用的技术。

　 李雷说，他觉得好像开了天目，能够自如地把各个学科都穿插在一起，学科的界限被打通了。他在尝试打通的还有学校与社会的界限。固阳许多工厂都停工了，机器、厂房大量闲置，可以在工厂里，生产新的课桌椅，产供销都不成问题。他想让学生从动手做中真正体悟到“知识改变世界，劳动创造财富”。

　 李雷想达到因人施教的境界，他说他为固阳的农村孩子们准备了三条路，第一条就是让他们上大学，在应试的海洋里成功：“我的目标是涵盖高考的，我实际是应试教育的老手。你想想我带的是北大附中高三毕业班，让学生考上大学是小试牛刀。我每年大致都能猜出要出什么题。没听说？出题的怕猜题的。但我们不屑猜题，我们总体把握了，猜不猜都没什么关系。”

　 如果确实不是读书的料，李雷准备了第二个出口，“我看准了那些能折腾的主，往致富能手方向培养。让他们知道钱是在流通过程中赚的，投百姓之好是根本。”

　 第三个出口是培养当干部，从小发现当干部的苗子，然后培养。具体就是训练表达和速记的能力，尤其是交际和发展关系的能力。“我总的想法是让这些农村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如果我收的是高玉宝，‘我要读书’，就培养他上大学，如果我收的是高尔基，我就支持他学打铁，在社会大学里锻炼。我们还有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有责任心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念，而不是铤而走险，巧取豪夺。”

　 “有的孩子说，上了6年学，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这么美好”

　 李雷还想在教育界来一场“手段革命”。即目标正确，手段也要人性。

　 对于惊异的记者，他说，老师打学生是教育界很普遍的事，对于固阳大部分老师来说，不打就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其实北京的一些重点学校也体罚，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这里的家长也纵容这样做，家长要求老师打孩子，要是不打，就认为管教不严。很多孩子对我说，一天要挨三顿打，早上挨打是因为没交作业，中午打是因为上午表现不好，下午挨一顿是警告晚上不能表现不好。”

　 在残酷中长大的孩子也只知道残酷。但他们本可以有一个另外的童年！一开学，李雷就敬告老师，“你们干什么都行，但不能有身体接触，越过这个，我六亲不认。”

　 一开始，孩子也不适应，到了中午，孩子看老师还不打，就问，老师，什么时候打我们？他们认为这是跑不了的一顿饭。

　 李雷对记者说，“其实有很丰富的手段管教孩子。孩子停不住，这是青春期精力旺盛的表现。我就给他们找活动，找发泄的管道。我让他们疯着玩，比如一下子走几十里路到秦长城。有的孩子在路上累得仰面躺倒两次。我站在长城上对孩子们说，走到秦长城，你们是头一份。固阳人从来不走这么远。“我让他们在学校的一面墙上随便写画，像在纽约地铁里一样。我的体育课千奇百怪……更重要的是，我提升他们的情感。

　 “我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组织了一台空前美奂的圣诞晚会。我要求英语老师教这些农村孩子《平安夜》、《铃儿响叮当》等英文歌曲，学生们组成了一个英文歌曲联唱，大家依次上台又下去，于是特别期待再次走上去一展歌喉，他们进入了一种氛围，消除了上台的紧张。五年级在老师的帮助下演出了英语话剧《斯巴达克斯》，四年级演出了芭蕾舞《天鹅湖》片段。“学生们产生了类似宗教的力量，有的孩子说，上了6年学，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这么美好。“第二天大睡起来，我给学生们放好莱坞原版碟《天使保镖》……大家尽情折腾，但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下。”

　 李雷有一个念头，他不是单纯通过教学来改变学生，而是全方位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他想通过食物改变学生，他有厨师执照，坚信改变学生的饭菜就会改变学生的脑子。他说他的早餐能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我给学生们做汉堡包、煎蛋等。我不敢说能超过母校北大附中，但孩子们垂涎欲滴，连星期天都不愿回去了。”

　 他的另一个试验是贫困教育，他说他是小本经营，孔子大树下都能教书，我秉承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也能在农村的破屋中安之若素。

　 在李雷的学校里，课本将由学校免费提供，李雷这样向学生与家长解释：义务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念书不要钱，学校想从课本免费开始，找到一种节省费用，降低消耗的办法。书只要爱惜，看是看不坏的。学校只收押金，不收书费，学生升学或转入新年级后，把书传给后面的新同学。敬惜字纸，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学校还要给学生做校服，每套校服（冬夏两季）收取100元押金，开学或转入新年级后，校服移交给后面的新同学。中国人的新三年旧三年的传统，校服的传递，将让每个同学感受到集体的亲情与温暖。

　 雷佳学校生死难卜

　 雷佳学校不像别的私立学校那样有入学考试，李雷说他越来越希望招收的学生是不好的。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教育有效。现在时间还很短，但最起码学生的厌学情绪没有了，对学校有一种依恋。

　 记者感于学生的淳朴，抄录一位四年级学生作文如下：

　 虽然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但是她和我们从都（不？）吵架。不像别的女生今天和这个好了，明天我（和？）那个恼了。我们班的女生不像他们班的每天都吵吵闹闹。赵瑾和崔宇婷她俩从都不吵架，就像亲姐姐一样每天手拉上手玩。

　 有一次崔宇婷的妈妈让转学，崔宇婷和赵瑾两个人哭得脸像红苹果一样，最后崔宇婷的妈妈来接崔宇婷上（走？）让我们的男生看见了跑过去和她妈妈说了才没让崔宇婷走。

　 ……因为我们只有她们两个女生，慢慢有了深厚的感情，贾宏和贾志伟他们俩走谁连一点泪也没低（滴），就因为每天打打闹闹谁也和谁没有点感情。

　 就这样我们班的两个女生每天一起飞过来飞过去，像两只快乐的小鸟一样。

　 李雷有一个理想，他告诉他的学生们，在他们未来的学校里，“这个学校的人都爱说爱笑。因为没人觉得有什么犯愁的。这个学校的人都爱运动。不是光穿一身运动衣就完了，真练。往外一走，全是俊男靓女。这个学校的人还爱音乐，是打心里喜欢。学两声《王婆骂鸡》，哼一段《水仙女》。下了课，放了学，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中 D is co之节，合于 J azz之拍。这个学校的人还特别爱干活，而且会干，而且能干。这么说吧，谁要遇见点技术上的难题，甭问，上学校！三百六十行，能人都在这儿。这个学校的人还都敢爱敢恨。遇事从来不当缩头乌龟，还特抱团儿。甭管在哪儿因为什么，谁敢欺负一个试试？这个学校的人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二百五。总想为国效点力分点忧。老拿政府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经常给帮着出个主意什么的。”

　 感觉这是一个有着很好前景的学校，但回京10天后再与李雷通话，情况急变。威胁学校生存的事情发生了。我这才深刻体会，李雷是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与社会冲突，他最终可能会被赶出固阳。“我现在已进入利益结构中，从当地的好学校县一中、二中转过来一个学生，他们就少一个走后门的家长求他们的机会，也就少了一个……我对曾经称兄道弟的县领导平等待之，忘了官民有别……莫名其妙的压力来了。别以为是边塞，干起这个来也是润物细无声。先是工商局查我，后来我招聘的老师被招回，又通知要占用教学楼……”

　 李雷近乎乞求要求县上让他把一年坚持完，好对固阳人民有一个交代。

　 记者在北京看着抄回的雷佳学校学生作文，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初一学生高波写道：“我在这学校学到了其他学校学不到的东西。第一，语文学会了作文。第二，英语我多掌握了语法点。第三，数学课上学会了幽默。课余时间我学会了跳街舞。雷佳我永远不忘你。我进了这所学校，在人生的命运线上打了一个节，告别了以前枯燥的学习。李校长这几天您还是面带笑容，我想这个学校一定会成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