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青少年轻松愉快、一气呵成写就的日记或书信，用文学的标准看就是一篇不错的散文。但他们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时，情形却变了，内心的苦思冥想不是互相打架就是顾此失彼，曾经轻松的笔顿时重得难以下手。这时候，写作差不多成为一种苦役。

　 这种反差之所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大原因是第一种写作心灵处于自由的状态，第二种则戴着手铐脚镣。这不难理解。日记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性情所致，喜悲怒骂，可以尽情地描述与抒发；书信起码也是有话要说，而且没有立意的制约，所以也自由。而后一种写作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他的评价与学习成绩息息相关，所以要有所收敛，中规中矩。

　 这里所说的规矩如果合情合理，就没有再说的必要。问题是，许多老师对作文的要求是违背科学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唯理，就是不相信和排斥人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高尚可靠的。这种用理性压制感性的做法，与唯物主义重视实践和感性背道而驰，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打压得只剩下瘦巴巴的几根骨头，使记叙文、随笔等充斥空洞的说教，为了迎合这种说教，有时不得不去扭曲生活。唯理论强逼着学生漠视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仅妨碍他们学会体验和挖掘生活，也窒息了他们身上的艺术细胞。目前严峻的现实是，私情私语因为违忤老师的意志，学生们只好隐瞒，唯理的方法因为老师喜欢，他们只能无中生有。抛弃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用瞒和骗的手段写作，生产出来的只能是广受批评的“新八股”、“假话”和“贫血”作文。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自由的状态不仅是生产佳作的途径，而且使作文无比快乐。作文的快乐首先是心灵的快乐。虽然苦思冥想意味着伤脑筋，但对心灵而言，它不过是肉体的疲惫，这种疲惫伴随着人们发掘和表现自己，实际是快乐的附属品。

　 但许多老师对此满不在乎。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写给自己的文字，写给他人的信件，即使激情洋溢，文采飞扬，也仅仅属于私情私语。作文与报刊发表的文章一样，是拿出来给人看给人念的，不能不把关，不能不讲思想影响。不写群众的道理，缺乏有益的教义，有什么价值可言呢？他们像故意要跟学生作对，看学生痛苦心情舒畅似的，把学生的作文一个接一个地放到唯理的床上，长的无情地锯掉，短的要使劲拉长。他们常常颠倒作文的好坏，把鲜花和掌声送给了“假、大、空”。

　 许多教师并不懂得，“私情”“私语”有许多固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对作文（不是论文）而言，“私”所代表的“这一个”是作文不可或缺的第一元素和宝贵品格。作文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就寄寓在“这一个”的“私情”与“私见”之中。因为，给人教益的形式并非只有明理，阅读时心灵的一个颤抖，说不清的一个幻想，高兴时的一个微笑，伤心处的几滴泪水，都是受到教育的方式。

　 我们自己的阅读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阅读小说、散文和随笔，是因为相对于纷繁广阔的世界和多姿多彩的人生，我们自己的经历、生活、思想、情感总是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天性驱使我们要从别人那里接触、了解、感受这个世界，丰富自己的阅历。对于我们不知其所，不知其然的事物，我们也愿意听听别人怎么说，怎样想。对那些瘦损干瘪，千篇一律，了无生机的东西，我们本能地会予以拒绝，因为它不能提供给我们新鲜有意思的东西，使我们的阅读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即使革命导师，对此也非常重视。作为革命者，他们并不主张把革命与文章的“这一个”对立起来；作为写作高手，他们的作品就是光辉的典范。虽然年代久远，他们关于写作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不乏强大的说服力，并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他们为什么是文章高手。列宁坚决反对对文学实行“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他强调指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马克思则辛辣地指出：“指定的表现方式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一种或寥寥的几种形式，只能产生平庸的作文。漠视“私情”“私语”，作文的园地不会百花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