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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想出国的人没有不知道“新东方”的。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有数十万大学生在这里接受过出国考试和基础英语培训。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要到新东方过一水，增加保险系数。
新东方成了出国留学的“敲门砖”。更有甚者，把新东方称为“出国梦的制造者”，他们“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TOEFL、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
然而从1991年创办至今，“新东方”晕目的光环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或几个人的发展历程，其中的甘甜和痛苦，也许正是中国其他民办学校正在经历的；光环所折射出的，也许还有在体制内的公办学校所没有面对却即将面对的事情……
俞敏洪：他概括上大学三件事：知识、友谊、爱情。可是，伴随他的永远是绝望
这位高挑个子、形容枯槁、长着一双浮肿的小眼睛的男人，就是制造了“新东方神话”的俞敏洪？就是那个入选《亚洲周刊》“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中国青年》“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0位人物”？
1991年秋天，28岁的俞敏洪离开了北大。这个曾给他荣耀、自信、自卑，让他梦牵魂绕又伤心不已的北大。
俞敏洪进北大的第一天就受到了打击。他刚把行李放好，看见寝室一个同学正在看一本书。
“看什么书呢？”
“《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方眼不离书说。
“看这种书干嘛？”上英语系，读英语书，读这种书有什么用？他不解。
同学翻了他一个白眼，继续看书。
这个白眼跟骂他“傻瓜”、“白痴”一样。
他妈的，什么书，值得这样？
他去书店买了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遍不够两遍……直到把书读旧为止，后来什么书都扔了，这套书不扔，一直放在书架上。
第二个打击是生病休学。
到北大读三年级第一学期时，俞敏洪心情郁闷，生病了，大口吐血，诊断是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意味着留级，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又差了一大截儿。这个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他怅惘，希望在哪儿？他概括上大学三件事：知识、友谊、爱情。可是，伴随他的永远是绝望。学识不如人，聪慧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交女朋友更不如人……原以为考上北大，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现在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死的念头都有”。
然而俞敏洪毕业后留校任教了。这可是非同小可，可以极大地满足虚荣心，寻找到心理平衡。他的好感觉没多久，改革开放第一轮出国潮开始了，出国几乎成了成功的惟一标志。同班同学和朋友中，大多数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徐小平、刘江、包凡一、王强……陆陆续续走了，剩下了俞敏洪。老婆骂他没出息，别人都走了，他还窝在学校走不了。
有一个美国大学录取他，3／4奖学金，还差几千美元，算起来，好几万元人民币。
1989年夏末，他穿着裤衩、趿着拖鞋出了北大校门。那时，课时费很少，十几元钱，20元钱，他就定了个目标，为每小时30元人民币而奋斗，为了3／4补差美元而奋斗。
于是他约了王强等三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目标清晰了，一门心思挣钱，倒也轻松愉快。可是不久，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便因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而结束了。
199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雨，王强窜到他家喝啤酒。北大的高音大喇叭正在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王强大呼。
果然，里面在说“俞敏洪”如何如何。呀，是北大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
这个处分决定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处分这么重，这么侮辱的方式，俞敏洪事先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
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教师的处分是不准公开的，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最重要的是面子。北大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规矩。
第二天，俞敏洪走进教室，学生异样的眼神告诉他，他在北大呆不下去了……
“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啊！”
俞敏洪下定决心，扎进江湖，凭着北大训练过的头脑和一张嘴，当了“个体户”。
他去找曾经任过课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商量，创办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
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只有两个人，他是头，他老婆打下手，当出纳会计，上午俞敏洪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电线杆子上贴广告，下午守株待兔。
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那么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记册干干净净，人影都没有，满脸狐疑。俞敏洪活说死说，让两个学生留下钱。夫妻俩正高兴着呢，两个学生又回来把钱要回去了。
一个星期六，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晚上回家，他老婆一面数钱，嘴里一面念叨着：“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他在一旁看着，心里琢磨，为什么来了三个人后，再往后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好多人来看看报名册就走了呢？
俞敏洪心生一计。
第二天，他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来人像是从第31个开始。这一招还挺灵，一些学生将信将疑报了名。
俞敏洪精确计算过，搞了这种诡计后，每四个学生，会有两三个学生放下钱。
转眼间，到了1991年冬天。
中关村二小这潭水开始活了，但是，学生还是不多，死不了，活不好，没有生气。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牛，他俞敏洪牛，而且有信用？
他又心生一计。
他找来帮他教课的同班同学付玢（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说，“咱们现在学生少，赚不到钱，干脆办免费讲座。”
他找毛笔字好的人写了广告，定了中关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结果大出所料，晚上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教室外还有200多人，把四个窗口堵得严严实实。
场面宏大感人，人气旺盛，俞敏洪顿时精神倍增，侃侃而谈，超水平发挥，两个小时下来，效果极佳。北京初冬的天气，外面奇冷，教室窗子大开着，里外的人，没有一个离开。
这是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他在学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渴望，给他以震撼和希望。
“免费讲座”开创了北京民办教育的新形式，为俞敏洪的出国考试培训打开了局面。
2000多个名字，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下来的
1993年，俞敏洪的翅膀长了点毛，想另起炉灶，到海淀教育局申请，人家不干。当时的私立学校办照，政策卡着呢，必须是退休人员、副教授以上职称才有资格，俞敏洪一条都不够。他就去软缠硬磨。人家看他年轻，人也不错，英语培训小有名气，于是发给他个临时办学执照，一年一审，不合适了，就地吊销。
俞敏洪揣着临时办学的许可回家，与老婆商量起个什么名字，商量来商量去，俞敏洪说，干脆，在“东方”前面加个“新”字不就得了？“新东方”挺响亮，还可以跟原来联系起来，广告也好做。于是，“新东方”在北京西北角的西三旗一间平房里诞生了。“1993年11月16日”这个日子，俞敏洪就像自己女儿生日一样记得清楚。
到1994年时，俞敏洪已经挣够了学费，可以追随徐小平、王强出国留学了。停下来往回一看，他发现，新东方这驾马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学生数1994年比1991年出来干时增加了好几百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出国，还是继续拖着新东方这驾马车往前走？他拿着学生报名册愣了很久，2000多个名字，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下来的。新东方这个孩子养大了，襁褓中抚育，风风雨雨里长，扔掉，舍不得啊。那台“红大发”，已经开了三年，天天跑印刷厂，跑各教室，印资料，运资料，亲自把一份份资料发给学生，真是舍不得。出国，学什么？说穿了，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他一不小心，把新东方干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前途无量的事业。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留下来，出国留学见鬼去吧！当他意识到新东方是他的终身事业时，便想到了过去的老朋友。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发展前景吸引国外的老朋友们回来了。
徐小平：“留学生对国内的人，都有驴屎蛋子外面光的历程”
1995年11月9日，温哥华机场。俞敏洪在温哥华机场寒风中等徐小平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
徐小平1987年从北大出国留学，先美国，后加拿大，获加拿大音乐学硕士学位。45岁的人了，胖乎乎，矮乎乎，头很大，手舞足蹈，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瞬息万变。
小平是俞敏洪在北大读书时候的“徐老师”。加盟新东方前，神采飞扬这个词离他可是还很远的。
徐小平迟到了。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不久前，他好不容易找到徐小平加拿大家的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大着嗓门喊，“喂！你是徐小平吗？”
“你是谁？”对方低沉而不耐烦的声音。俞敏洪大声说：“我是俞敏洪啊！”
“谁？”
“俞敏洪！”
“哦，俞敏洪……老俞……”声音依然低沉，没有俞敏洪期待的老朋友多年没有音讯，突然联系上十分兴奋的样子。
电话中的徐小平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失去了精气神”的一个人。
是徐小平变了，还是我俞敏洪变了？或许是大家都变了？俞敏洪在揣度。
不热情的回应电话，又把第一次出国的“老朋友”撂在机场上一个半小时，都不是徐小平以往的风格。
为了等俞敏洪的到来，徐小平把回国的计划推迟了40多天。回国当然不是到新东方。他已经厌倦了没有前途的加拿大。他与离开不久的妻兄商量好，一块儿到南京创业做移民公司。他等待的俞敏洪是何许人，他没有概念。1993年他曾回北京寻找发展机会，朋友答应支持100万元创办音像公司，没兑现；为中央电视台搞一个节目也没成功，钱花光了，一事无成。
徐小平把俞敏洪接回家。他住一套租来的三居室。
俞敏洪对一切都好奇，而且像雷达一样搜寻着徐小平在生活状态的细枝末节。他来加拿大，主要不是看朋友，还有更深的想法，但是不敢贸然行事，必须把情况摸清楚。
徐小平开了个破“克莱斯勒”，他问：“这辆车多少钱？”
俞敏洪在努力搜索着徐小平的生活状况。
回到家，他指着一个盛水的东西问：“这是什么新式武器？”“饮水机，家家户户都有的饮水机。”“你买房了吗？”俞敏洪问。“买了。”
“在哪儿？”
徐小平就开始描述他1800公里之外的“家”：2000平方尺，三个厕所，两个车库，一个大花园，里面开满了郁金香。远方是落基山，不远处是老人河，美极了。
徐小平很清楚，俞敏洪的“买”和他的“买”不是一回事。俞敏洪说的“买”，象征着财富。这房子值12万加币，但是1万加币就住进来了。他跟俞敏洪打了马虎眼，故意混淆了“财富”的含义，让俞敏洪认为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者”。其实，他此时正穷困潦倒。“留学生对国内的人，都有驴屎蛋子外面光的历程。”他说。
不久，徐小平便露出了马脚。
徐小平领他到一家酒吧，开着车在酒吧外绕了两圈都不停车。俞敏洪指着停车场说：
“你把车停到那儿不就行了嘛，绕什么？”
“这儿有个免费停车场，我在找呢。”徐小平很自然地说。
“怎么这……”俞敏洪很震惊，想说“怎么这么穷”，咽回去了。其实，俞敏洪不说出来，徐小平也知道他想说什么。“当时是穷，在国外人人都养成了这个毛病，省一点是一点。”
他1994年8月把他在国内的小儿子也带到了加拿大，一家四口人，只靠他老婆当教师，他理家，带孩子。伟大而天才的徐小平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徐小平对妻子大喊，“我发财了！”
徐小平也在观察俞敏洪。俞敏洪带了两万美元现金，吓了他一大跳，说，“你赶快去存起来！”
在加拿大或美国，两万元是笔巨款；身上揣着两万美元现金到处乱跑，不是疯子就是想找死的土老财。
俞敏洪花钱如流水，在北美40多天，见同学，见朋友，一路上花了一万多美元。他有明显的显摆心理，要花钱给大家看看，急于想让同学们知道，“我俞敏洪从一个特没出息的人变成了一个特有出息的人。”
徐小平一看，俞敏洪成了有钱人，但是他非常节俭，非常会算账。他从美国回到加拿大，牙疼，脸都肿了，“去看医生吧，”徐小平说。
俞敏洪捂着脸问：“看一次牙多少钱？”徐小平说：“100多块钱……”俞敏洪说：“那算了，回国再说吧。”
放下行李，他们开始神侃。俞敏洪大谈新东方的情况。他说：新东方现在有一万多学生，北京城起码有10万人是他的“门徒”，新东方的老师一节课最多能挣1000多块，一节课两个小时，他和有的老师一天要讲10个小时课，一天挣好几千块钱。
“一节课1000多块？”“是啊。”
徐小平开始算账，一个哈佛教授年薪12万美元，一个月1万美元，一天300美元，三八二十四，换算成人民币，一天也就是挣2400元人民币，新东方老师一天挣四五千元人民币！在加拿大讲课，一天挣100美元就不错。这绝对是全球以教书为生的人最高的日工资！“仅次于老布什。老布什50分钟演讲，10万美元。”他说。
看俞敏洪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吹牛。
原来他只是感觉俞敏洪有些变化，教书嘛，赚点小钱，养家糊口，过个小康生活，账一算，岂止是“有些变化”，是巨变！
徐小平大为震惊。
俞敏洪劝徐小平回来做移民咨询，因为他在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做过移民咨询，懂加拿大法律，可以利用新东方这个舞台。
徐小平说，他想回去继续做音乐，音乐是他的梦想。他在不停地说，不停地倾诉，给俞敏洪唱他写的歌，苦闷而忧伤的歌，一首一首地唱，一边流泪一边唱。
俞敏洪心里哽哽的想哭，哭不出来。他俞敏洪虽然在国内挣了钱，也是一样的孤独、苦闷和忧伤。
以徐小平的才华，这种状态，在加拿大生活一辈子就完蛋了。
俞敏洪拼命游说他回国。
俞敏洪说，你一定要做音乐，我可以给你30万元，你成功了，你挣钱了，还给我，亏了，就算我把钱扔水里了，送给你了。
他让俞敏洪在家里等着，他去接老婆回家。他见到老婆，兴奋得忘乎所以，大喊，“我发财了！”
这之后，他们关在家里四天四夜，每天聊到凌晨，徐小平扒掉了“虚假的幸福感”，跟俞敏洪聊他八年旅居国外的真实情况，如何奋斗，如何挫折，如何苦闷，如何孤独，他给俞敏洪唱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写的歌，又哭，又笑，又唱。
这时，俞敏洪看到了徐小平身上仍然保留着的“激情”对新东方的价值。
1995年11月9日，是徐小平人生的转折点。
王强看见到处都有人叫“俞老师”，太刺激了！
1990年，俞敏洪和王强一块儿听高音喇叭播他处分决定后的一个月，王强就离开了中国。
王强的出国经历跟徐小平不同。他崇拜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胡适、辜鸿铭、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能数出一大串名字，这些教授“中西合璧，要人格有人格，要个性有个性，要文化有文化”。他不想出国，不想拿“绿卡”在国外生活，他惟一的人生目标，是在学术方面，做北大最好的教授。在北大教书期间，他参加了三联书店“现代西方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编撰。1989年妻子去美国，第二年，他也去了美国。迫于生计，他学了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进了世界一流的贝尔传讯研究所。
俞敏洪去看他的时候，他年薪近6万美元。然而，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小康生活并不能排遣一个把自己定位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的“精神寂寞”。他白天在贝尔实验室巨大的软件流水线上工作，晚上和节假日读书，然后用中文写作。
王强198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当一年的访问学者时，他的教授为了买个好音响，工资不够，晚上就去餐馆弹琴唱歌。他问为什么？美国教授说：“生存归生存。判断我这个人是不是像人，得把我放在人的场域中判断。你靠体力能赚两块钱，我也靠体力赚两块钱，咱俩有什么区别？这时候，你别把我当教授。作为人来说，没有教授。但是，等到了学术领域，你可以把我当教授来看。”
这段话给王强以“强烈震撼”。
孤零零的俞敏洪在北美狂奔。他需要“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俞敏洪知道，王强的天才、学识、令人生畏的自尊和不容动摇的做人准则是融为一体的，他不能像跟艺术家徐小平那样跟王强谈话，王强不需要鼓励，更敏感施舍，哪怕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意思，都可能引起王强的反感。他尽可能不渲染地讲中国的情况，新东方的处境和他的变化。
俞敏洪的“讲”并没有真正打动王强，真正打动王强的是“看”。
王强带俞敏洪去普林斯顿，走进一家超市，有打工的中国学生，走过来问：“你是俞老师吗？”走进一家餐馆，也有中国学生跟俞敏洪打招呼，“俞老师……”甚至走在大街上、校园区，也会碰见叫“俞老师”的人。太奇妙了！太刺激了！
那时候，俞敏洪在新东方亲自教的学生成千上万，分布在北美各大学，真正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但是，他在王强面前不敢夸张这种感觉，虽然这也是王强梦寐以求的感觉。
俞敏洪来纽约就是想邀请王强回国，但是他给王强、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他说：“你可以回来，肯定有事干，但是，干成功了，算你伟大，不成功，我可不负责任。”
王强不是那种要别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人。
说是“不负责任”，其实担着很大的责任。丢开家庭，放弃近6万美元的年收入，只身回国创业，俞敏洪能不负责任吗？
是否回国，王强犹豫了一年。可眼下有一个他所期待的新境界出现了，新东方能使他的生存手段与理想合二为一。这个境界太有诱惑力了。
他活了半辈子，决定一件想干的事情，下一次赌注，花那么长时间，不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
俞敏洪善于察言观色，他不能说出原因，凭直觉，王强犹豫，他们互相留够了空间和时间考虑。
四只老虎一只猴，形成了新东方极强的爆发力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聚义”新东方，给新东方注入了新鲜血液。
他们可没“桃园三结义”那么顺当。俞、徐、王要见面，隔着太平洋，回北京，“聚义”暂时谈不上，那时，新东方还没有独步天下的明确目标，“聚气”、“聚势”罢了。新东方还是“夫妻店”家族企业，俞敏洪很清楚，这帮哥们儿，可不是老家亲戚找来作帮手的等闲之辈。他做了四件事：第一，为迎接徐小平，他用30万元的原装“帕萨特”换了“红大发”。第二，撵走了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腾出地方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第三，王强回来不久，撤出管财务、行政、后勤的老婆，改变新东方“夫妻店”形象；第四，划分地盘，确定新的利益格局。
俞敏洪决定不出国后，开始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规划新东方学校。徐、王没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铺垫。1994年底，他找到了民办外语培训学校“理想学校”校长杜子华。他听学生说，校长杜子华口语、听力教得不错。新东方托福考试培训就差“听力”内容。
两个民办校长见面。俞敏洪一杯咖啡的功夫聊下来，看杜子华这个山东大汉心直口快，可以合作，便提出了兼并方案：1、新东方教师一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过来，可以每节课600元，翻一倍；2、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交学校15％的管理费，其余归杜子华。也就是说，杜子华一算账，划得来，不必自己办学劳心费神，自己身价不掉，还可以利用新东方的品牌招生，多招多得。他们一拍即合。
杜子华加盟新东方，开辟了新东方托福听力培训和TSE口语教学，在整体上大大加强了新东方的实力，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这是俞敏洪典型的“糖纸理论”实战演习。
徐小平、王强回来后，俞敏洪如法炮制。徐小平管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他先借给徐小平开办费，公司百分之百属于徐小平。王强回来，和杜子华一样待遇，开班上交15％的管理费，其余归己，加上基础英语培训地盘。王强说：“我的地盘是0—99。”0岁到99岁的英语基础培训，当时一张白纸，不觉得怎么样，后来发展迅猛，《新概念英语》开发，基础英语学院成立，导致了新东方经济利益和政治生态的失衡。
1997年10月，包凡一回国，俞敏洪给了新东方出版地盘。诸位都是副校长，不在学校拿工资，各自在自己的地盘里，挣得多，拿得多，挣得少，拿得少，俞敏洪继续守着出国考试培训的老阵地。至此，新东方“诸侯分封制”格局形成，外语培训教学门类体系整合完毕。五个人当中，三个“海龟”，两个“土鳖”；俞敏洪、王强、包凡一三个同班同学，都属虎，加上杜子华属虎，四只虎。四只老虎一只猴，形成了新东方极强的爆发力。
新东方开始扩张，进入快速增长期。
新东方学校学生人数完成了四级跳，第一级跳：1994年起开始加速度，1995年比1994年增长100％多；第二级跳：1997年—1998年，1998年比1997年增长近100％；第三级跳：2000年比1999年增长200％；第四级跳：1999年—2000年开辟上海广州分校，2001年比2000年学生人数增加了10万！
1996年之后，陆续成立了东方之星翻译咨询有限公司、教学软件公司、新东方出国留学咨询处、出版中心、英语写作中心、《新概念英语》、基础英语学院、小语种部、高自考部、中小学英语部。
6年的时间，学生人数由1994年的3500人次，增加到2001年的25万人次，增加约71倍！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和正在展开的相关产业体系，市场竞争半径伸展到了主要中心城市。至此，新东方奠定了中国外语培训市场的霸主地位。
沿着新东方这条早期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90年代民营企业兴起过程中，新东方相当独特。第一，新东方在民办教育产权不清晰，法律地位脆弱的情况下，俨然拉开了中国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外语教育培训市场的序幕，这个市场的英语培训部分总容量约为60亿元人民币，潜在市场容量为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第二，企业制度安排实行“家族制”与“分封制”并行；第三，企业内部以出国考试为依托，通过兼并和吸引人才，基本不借助外部资本，独立整合教育和相关产业平台，每个小平台都可能是扩张能力极大的产业平台；第四，激励机制，即“糖纸理论”，教师工资实行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垄断性价格，高层和分校扩张实行给新东方平台、新东方品牌和新东方发展远景，不投资，少投资，低成本，以吸引和稳定人才为核心，建立竞争体系，增加品牌内涵，给糖（既得利益）吃，留下糖纸（扩大新东方品牌）。
然而到1999年底，2000年初，随着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基础英语培训出乎预料地扩张，因人而异开辟的地盘没有覆盖到的领域（如计算机培训、教学软件）的发展，各诸侯的胃口扩大和攀比心态膨胀，利益边界严重混淆、重叠，纷争、矛盾、冲突、攻伐加剧，俞敏洪精心设计的、独创的、曾经非常有效地支持了新东方原始积累的制度隐患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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