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沙俄的灭亡，但是，血与火催生的苏维埃，却没能一蹴而就，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国情，使苏维埃突破前人的设想，走过了一段以退为进、迂回前行的发展道路。

　 苏维埃政权一经建立，就被“文明世界”视为眼中钉。不到5年时间，先后有14个国家，对其武装干涉。原沙俄残部，也纠集力量，发动叛乱。生死存亡，系于一发。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列宁领导下，与国内外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将士血战沙场，要靠强有力的经济后援。可对方有备而来，战局初开，便抢得先机，占领了俄国3／4的国土，切断了粮食、原料主产区通道。为了拯救摇篮中的新政权，自1918年6月，苏维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工业国有化、义务劳动制和实物配给制等相继出台，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上下齐心，戮力抗敌，终于夺得了胜利。

　 和平曙光已经来临，可围绕国家的走向，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领导层内部展开。很多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出其右，只要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一鼓作气，定能直接跨入社会主义。而有的人却认为，战争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有很多弊病，用于和平建设，未必有利；俄国国情，离经典著述的要求相距甚远，建设社会主义，尚需从长计议，急躁不得。两种主张，各有道理，何去何从，一时很难定夺。

　 1921年2月，红军队伍里发生了一场兵变。镇守喀琅斯特要塞的士兵，多是农民子弟，听说家里被余粮收集制逼得没了活路，怒从心头起，竟然枪口内转，要挟中央。“要苏维埃，不要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口号，引起了全党的反思。其实，余粮收集政策，农民一直就打心眼里不买账。政府向产粮省强行摊派征购任务，付给农民的纸票子，出价只相当于黑市价的1／10。起先各地普遍抗粮不交，上面便动用军队，组成收粮队下乡，挨家挨户强征硬收。为完成任务，有人一面用枪顶着农民脑袋，一面扒粮食，老百姓的余粮和部分口粮，甚至开春用的种子，统统被拉走了。在十月革命中，庄稼人无偿得到了土地，他们知道，只有苏维埃打了胜仗，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对余粮收集制，尽管牢骚满腹，也只得忍而不发，可战争一结束，余粮收集制便再也推不下去。无独有偶，农村形势剑拔弩张，城市经济也开始触底。企业国有化一哄而上，政府顾了东头，丢了西头，企业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战争过后，工业产值减少6／7,煤炭减产2／3,生铁减产97％。义务劳动制和实物配给制，战时大显神威，和平年代却不再灵验。没了打仗的压力，干活时大家都想省点劲，吃起大锅饭也无须谦让，农民不交粮，城里库存告罄，实物配给成了画饼充饥，工人纷纷罢工游行。看来，革命胜利后，再沿袭老一套办法，不仅建不成共产主义，还有可能把苏维埃引向歧路。1921年3月，俄共十大决定实行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新经济政策随即启动。

　 与余粮收集制相比，实行粮食税后，农民上交的粮食，不足原来一半。交足国家的，剩下的便是自己的，农民舍得投工投料，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21年5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交换》的法令，粮食交易开禁，农民可到市场出售余粮，城里人随时可买到粮食，吃饭就有了保证。实行粮食税政策，允许农产品买卖，适应了俄国小农经济为主的国情。但列宁认为，农业的最终出路，是引导个体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

　 按新经济政策规定，国营企业重新进行了整顿。对要害经济部门，国家实行严格控制；中小企业招标出租，无人承租的，归还原业主。对高度集中的企业管理体制，也进行改革，推广经济核算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企业经营和财务独立，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实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取消平均分配，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最先抓在手里的是政权，其次便是银行。银行还是国有化的首班车。但实施国有化的最初目的，却是消灭银行，进而消灭货币。1920年1月，政府通过《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在以后21个月的时间里，银行销声匿迹，成了财政部门的一个行政机构。允许粮食买卖，实行新工资制，货币媒介必不可少。1921年10月，全俄中执委作出《建立国家银行》的决议，银行各项业务重新恢复。银行从撤到建，反映了俄共思想认识的转变。列宁曾深有感触地说，“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我们需要的国家银行，应当比最接近商业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银行，还要接近商业一百倍。”

　 在马、恩的经典论述中，商品、货币、私营经济，在新社会都将不复存在。如果说，粮食税、交换法令、银行重建，这些新经济政策，冲破了理论禁区，那么，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更让固守教条的“理论家”大跌眼镜。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政府将无力经营的油田租让给外商，以此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捐弃前嫌，与英国政府握手言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苏维埃主动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开放的窗口。

　 为保证新经济政策落到实处，政府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工业主管部门由52个减至16个，建立区域经济委员会，把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同时，整顿财政，开源节流，重建税务机关，废除无偿调拨等制度。为了稳定经济秩序，银行恢复了金本位制度，改善货币流通，一度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

　 列宁曾把新经济政策比作爬山，登山者迂回前行，目的是为了积蓄体力，另寻捷径，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向顶峰冲刺。按照他的设想，这一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可惜由于列宁的逝世，新经济政策过早中断，后继者很快选择了另一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