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7日上午9时许，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正在谈话，副校长王强的秘书推门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信封贴着条子，要求收信回执，确认收到。封面是王强亲笔。

　 两位校长，北大英语系80级同班同学，北大英语系留校任教的同事，1996年开始是新东方同志，一墙之隔，鸡犬相闻，却要秘书传书，岂不蹊跷？

　 信的抬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

　 信的落款是“曾经对你盲信到了心甘情愿把五年最宝贵的人生和才华倾心投入到‘新东方’的你的可畏的前战友王强”。

　 王强的信，历数俞敏洪过错，新东方弊端，正式做出了辞职、退股、离开新东方的决定。

　 第二天的董事会上，副校长徐小平加码支持王强，向董事长俞敏洪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

　 董事杨继说，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新东方正在酝酿着一次深刻的内部危机。

　 俞敏洪一脸的茫然和沮丧。

　 此时的新东方号称“三驾马车”，俞敏洪是头马，徐小平、王强是其余二马。三驾去其二，还会有新东方吗？

　 “友情”、“友谊”面对利益的时候，不堪一击

　 2000年初，资本市场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来到新东方，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新东方人在“50亿”的巨大诱惑下，希望迅速结束近5年的“分封割据”，2000年5月开始了股份制改造。五个月后，他们注册了“东方人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合新东方产业资源，重新划定利益格局，筹备上市。他们期待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通过资本运作完成原始积累。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那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哥儿几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友情为重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突然发现，“友情”、“友谊”面对“利益”的时候，不堪一击。

　 新东方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现代企业”转型。2000年5月，新东方酝酿注册了由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11名股东组成的“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

　 新东方内部利益格局重新洗牌。诸侯们交出了地盘，意图“一统江山”，绕过学校产权瓶颈，通过持有“公司”股权，从享有“小概念的新东方”到享有“大概念的新东方”。

　 “小概念的新东方”是指原有封地，当下即刻兑现利益并间接享受新东方品牌利益。“大概念新东方”是指共同拥有整个新东方，将来可能直接享受新东方品牌带来的好处。他们以为，交出地盘，疆土归一，在新的利益结构下，就可以很快消弭利益分歧和冲突，成为新东方学校的真正主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错了。

　 学校“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原有属地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又放弃了，本来十分清晰的景观突然变得模糊了，或者根本不是原来律问题怎么办？发展后劲怎么办？董事长、学校法人代表俞敏洪一个人担着？权利和义务怎么平衡？小股东们明显感觉到，学校的钱口袋被俞敏洪扎紧了。

　 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绝对控股地位，其他十个人分享其余股权，小股东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不舒服，认为应该得到的更多。这种股权设计，加强了俞敏洪在新东方向现代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绝对控制地位。

　 新东方公司化改造2000年5月1日正式启动，历时一年半，高层思想不统一，冲突不断，俞敏洪凭本能和绝对的控制权力，把学校与争吵不休的公司隔断，把管理高层与中低层隔断，紧紧抓住学校发展不放，稳定教师队伍，守住北京，巩固上海，进军广州，一年的时间，使新东方的学生人次增加了10万，客观上降低了新东方的转型风险。否则，新东方早就分崩离析了。

　俞敏洪在新东方拥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制度设计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

　“海龟”们在观念和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绝对权力”这个概念的，甚至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一政治学理念，来抨击和挑战新东方的权力现实。

　这种现实确实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一种“不是新东方的主人，而是俞敏洪的雇工”的感觉。大家都是股东，但是股东的权利在哪儿？股东的感觉在哪儿？在那份缺乏法律保障、不能即时体现利益的一纸“股东协议”上？在发生争执时，王强、钱永强和徐小平都说过：俞敏洪，你不能把我们当雇工看，当狗使

　最较劲的是利益。任何利益的度量和争取，只要在一个公认的游戏规则下，都是正当的。问题是，公认的新游戏规则是什么？

　合并后的新东方，校长副校长像苞米花似的，有九名之多，实行工资制，年薪少则二三十万，多则四五十万，还有“分红”。公司2000年10月才注册下来，管理团队12月才定，正式运行2001年1月，不挣钱，原来期待的“上市”运作泡了汤，“红”从哪里分？只有学校。

　 有人提出按股权比例，把学校的利润或者预收款全分了，吓死俞敏洪。都说为新东方品牌出了力，都说合并后吃了亏，要多多补偿，将来归将来，现在归现在。高工资？不够。高讲课费？不算。那是自己额外劳动所得。法律问题怎么办？发展后劲怎么办？董事长、学校法人代表俞敏洪一个人担着？权利和义务怎么平衡？小股东们明显感觉到，学校的钱口袋被俞敏洪扎紧了。

　 小股东地盘没有了，人、财、物的支配权取消了，公司没有利润，股权朝不保夕，自然陷入恐慌，陷入对俞敏洪“改革”动机的怀疑。早期大家集体积极推动的新东方“改革”（俞敏洪反而“看不准”，不积极，相当被动，相当犹豫），结果被理解为俞敏洪“杯酒释兵权”的一场“阴谋”；搞“人民公社”，对大家劳动成果的一次“剥夺”。原来是诸侯之间利益博弈，俞敏洪协调，现在是小股东联盟———利益集团与大股东俞敏洪进行利益博弈，矛盾焦点转移到了俞敏洪一个人身上。

　 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团队面临着二次创业内部利益调整的复杂局面。

　 CEO们在会议室里开会，俞敏洪在会议室外徘徊

　 小股东联盟认为，新东方的权力过于集中，需要“制衡”。压力下，俞敏洪妥协，并以董事长的名义宣布，即日起，新东方体系中原来的任命全部作废，重新任命；王强有5万以内的财务审批权。语言天才加“书痴”、读不懂财务报表的王强，在2000年12月20日的董事会上当了新东方CEO。

　 新东方组成了“CEO联席会议”这样一个常设的行政班子，除了俞敏洪董事长，其他副校长都在“会议”里。“会议”（而不是董事会）界定了“会议”和董事长的权限：“公司的战略发展策略、投资、合并、关停的重大决定由董事长最终决定。但公司、学校的具体管理决定，CEO办公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会议”有什么决定，以“会议记录备忘录”的形式“通报”董事长俞敏洪。于是，新东方的四楼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景观： CEO们在会议室里开会，俞敏洪在会议室外徘徊。

　 CEO联席会议关于权限的决定，其一是“制衡”俞敏洪的权力，其二就是“防止俞敏洪犯老毛病”。俞敏洪的老毛病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俞敏洪终于挺不住了。一次， CEO联席会议正在开着，他闯了进去，主动请缨，要求“会议”批准他去担任新东方双语学校项目领导。他在门口站着申请，就像到新东方求职的人在接受领导集体面试。他走后，“会议”否决了他的动议。

　此时，抢事情做在新东方是一件敏感的举动，似乎就是“抢地盘”、“树个人权威”。

　被任命为CEO的那天晚上，王强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担任CEO责任重大，而新东方的局面复杂，自己不擅长管理。

　俞敏洪不认为王强是CEO的合适人选，王强的内心也不认为自己能当好CEO。王强当CEO完全是新东方政治的结果。就连幕后操作者徐小平也认为王强“不适合当CEO”。

　徐小平说辅佐王强，实行“实际上的联合CEO”。但是，“CEO联席会议”开始运作后，并没有弥补俞敏洪的“观念落后”、“家族管理”的缺陷，反而在被赋予了权力之后，暴露出了坐而论道，不善于操作具体事务，管理经验不足的缺陷。他们实在是没搞清楚，新东方与其他企业不同，其主体是学校，公司运行以后，没有开辟新的业务，没有解决学校、公司两张皮问题。俞敏洪还是校长，他在中层干部和教师中间的威望丝毫未减。CEO联席会议，分工胡敏主管教学，但是，学校的管理架构，教师的选定，内外的事务，都是俞敏洪亲自打理，教学遇到问题，他不可能不跟俞敏洪商量，他的主导思想是“萧规曹随”。

　CEO联席会议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经验没经验，还加上堵俞敏洪的气，怎么可能驾驭新东方这条大船？

　新东方在彷徨、徘徊；俞敏洪和所有“会议”成员都在彷徨、徘徊。

　 “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2001年8月28日晚，北京翠宫饭店九楼会议室。新东方紧急董事会，议题是讨论王强辞去辞去新东方董事会董事职务，转让他所持有的新东方股权并离开新东方。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如同晴天霹雳。

　王强第一个发言。

　这位前北大艺术团团长的发言努力控制着语气和节奏，抑扬顿挫而不失其平时演讲的华丽色彩。20年前，王强站在北大的舞台上，扮演轰动北大校园的“活的音乐史”的串场教授，他浑厚的男中音给北大学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时的王强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悲剧人物在念一大段感人肺腑的独白：

　 “感谢大家听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言。这是大家聆听到的新东方的最后发言……

　 “（5年前）我回来，放弃家庭、感情，开创了基础英语学院、新概念英语、教学软件。我把最精华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时候，现在却要离开新东方这条大船，跳进海里，划一只小舢板，出去重新挣第一块钱。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我到新东方）顶着跟个体户合作的压力，在中关村二小九平米的房子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他在新东方还能看到、感受到俞敏洪“家族制”的影子。“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

　 王强还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俞敏洪的一些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面对大家的真切挽留，王强哽咽了：“为了给老俞敲响真正的警钟，我也要走……恰恰我在外面，老俞才能记住今天晚上……老俞才能成为伟人……老俞不能懈怠呵……我在外面挂着你，你才不敢懈怠……我要追求自由，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新东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老俞。对新东方，我对媒体闭嘴。请大家放了我。”王强掩面痛哭。

　 徐小平随即递上“辞呈”，辞去董事职务，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他的发言激烈而夸张，一是回溯新东方的历史，批判俞敏洪；二是如果新东方还有救的话，也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新人”。

　 但是徐小平并没有界定“新人”的标准，俞敏洪“离开新东方”是关键词。

　 包凡一批评俞敏洪过多关注新东方内部问题，忽视发展问题。

　 但是，在场不在场诸公，有谁真正关心过新东方的发展问题？

　 元老级小股东联盟再一次形成，向俞敏洪施压。

　 元老们发言后，会场气氛凝重。

　 平时不抽烟的俞敏洪要了一支烟，眼睛鼻子都挤在了一块儿，闷闷地抽着。

　 俞敏洪的发言相当和缓、克制和忍让。他不愿意辩解、辩论以激化矛盾。王强的信说了些很过头的话，发言比信有所收敛，不乏语重心长；徐的发言就有点“逼宫”的感觉了。

　 长期以来，新东方的气氛很奇特，大家对俞敏洪既依附又依赖，养成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习惯，新东方的疑难杂症都是俞敏洪去处理，反正有钱赚，天塌下来有俞敏洪这个高个儿顶着。

　 俞敏洪意识到，新东方新一轮危机开始了。

　 整个危机的本质，仍然是元老股东恐惧俞敏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权力过于集中，“改革革到了这些元老头上”，利益得不到保证；仍然是2000年5月以来诸次危机的延续。说穿了，是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

　 和君创业的总裁李肃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新东方最大的麻烦是朋友在一起做事，互相要求完美，特别是要求道德上的完美。所以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往往上纲上线，混淆问题的性质，火药味很浓地进行道德审判。

　 “ CEO联席会议”的管理模式流产后，新东方进行了调整。重组董事会，俞敏洪重掌帅印，董事长兼总经理，暂时不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王强自尊心虽然受到打击，但接受这一现实。他说：“经过认真的考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还是选择与敏洪合作。”

　 问题在于，新格局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创业元老们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并没有统一对新东方发展前景的认识，对很多最基本的价值层面的问题没有取得共识。权力系于俞敏洪一身，反而强化了元老们被抛弃或即将被抛弃的恐惧感，终于导致王强反复。

　 关于王强在会上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俞敏洪逐个做出了解释和道歉。

　 他说：“我希望王强和小平留下来，对新东方有好处。如果以我的离开一段时间或者彻底离开，能换来新东方团队的团结，我愿意。”

　 他提出辞去新东方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如果能以我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我会高兴一百倍一千倍。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我干了十年了，干得很累。我需要家庭团聚，长期分离，女儿都快要不认识我了。我应该到国外去读书……”俞敏洪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强忍着在眼镜后面闪烁。

　 会场上已有人泣不成声。

　 至此，新东方五人董事会去其三，三巨头都想走！

　 8月28日的紧急董事会，开成了董事辞职会。

　 俞敏洪伤心之至。他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为了重建信用和新东方发展的信心，俞敏洪曾经做出过努力。

　 2001年5月25日上午，俞敏洪在股东大会上宣布：一、放弃新东方学校法人代表资格，由王强接替；二、将自己股权约11.6％、总股权的6％赠与胡敏；三、任何一个小股东如果愿意退出新东方，他本人愿意以每股100万的价格收购股权，下午5点之前有效。

　 这是惊人之举，有赠有买。赠者，现价可值六百万！根据2002年初想与新东方合作伙伴方的开价，6％值2000万以上！

　 散会后，胡敏当即说，如果谁愿意放弃股权，他胡敏也愿意收购，每股高出俞敏洪10万，110万。

　 俞敏洪的开价让平时闹着分钱、对前途没有信心的股东为之一震，而不显山不露水的胡敏的开价则让大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俞敏洪出牌超出了其他人的想象。他无非是想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是解决小股东们一直担心的俞敏洪控制新东方学校钱袋子的问题。你们不是说我紧抓着学校不放吗？好吧，交给你们管，你们负起责任来。

　 其次，胡敏虽不是新东方创业元老，由普通老师干到副校长，但功勋卓著，上升为新东方第三大股东，为倡导实干之风，更为平衡新东方政治。

　 再次，俞敏洪通过股权收购表达他新东方转型和二次创业的决心，同时检验所有新东方元老们平时挂在嘴上的豪言壮语的可信度。没有信心？要走，可以！让你发一大笔财走。兜里揣着百万千万现金走。

　 俞敏洪的潜台词很清楚：你们不是怀疑股权的真实性吗？那么好，将来不用说，现在立即兑现。

　 俞敏洪的牌出得太大。严格讲，不是现在每股开价太高，而是将来的利益太不可限量。这么一来，反而让大家犹豫了。他们在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之间徘徊。他们的内心显露出了极度的矛盾。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绝望卖股权，下船走人，该干嘛干嘛；要么上俞敏洪开出的这条船，成为新东方这条大船的一分子，认头俞敏洪这个曾让他们忐忑不安，让他们心存疑虑的“蹩脚船长”，去赌新东方的未来。

　 俞敏洪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毕其功于一役，化腐朽为神奇。此举出乎小股东预料。小股东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甚至怀疑俞敏洪承诺的真实性。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出来“试错”。

　 11月1日是王强的最后期限。这个期限似乎强硬，但是客观上给王强观察俞敏洪的走向并最后确定自己的走向留了余地，也给俞敏洪解决危机留了余地。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新浪网匿名信事件”，一件是“徐小平事件”。这两个事件缓解了“王强危机”，改变了王强的走向。

　 9月底，有人在新浪网贴出匿名信，向公众暴露俞敏洪的私生活和一直封闭的王强准备离开新东方的事。

　 信中所涉及的事情，只有极少数极核心的几个人知道，不一定是了解内情的人干的，但可以肯定是了解内情的人有意无意透出去并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新东方元老对俞敏洪有意见，当面猛烈批判，但是人品还没有到这么龌龊的程度。

　 匿名信事件让新东方始终存在着的黑暗幽灵浮现了出来，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甚至构成了“诽谤”犯罪嫌疑。意图很清楚，通过暴露俞敏洪的隐私来摧毁俞敏洪，摧毁新东方。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聚集在俞敏洪家。他们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新东方“原则”的象征王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表态。

　 徐小平也没有表态。

　 在俞敏洪家，在第二天的股东大会上，俞敏洪向大家通报了情况，全文念了匿名信。但是，除了钱永强，其他人没有对这一涉及良知、道德、法律的事件做出应有的反应，包括对用匿名信恐吓新东方的卑鄙行为的谴责，对事件性质的剖析和反省。

　 他们对事件的性质判断保持了沉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这是可怕的沉默。这些在民间搭起了东西方交流桥梁的知识分子，这些创造了“新东方神话”、“新东方精神”的社会精英，此时正面临灵魂的拷问。

　 说到底匿名信没有构成对俞敏洪和新东方的伤害。但是，他们的眼神里传递出来的矛盾和冷漠掺杂了个人因素，严重混淆了是非，让俞敏洪伤心之至。他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俞敏洪冷处理了。新东方是他的宿命，所有人可以不理智不冷静，他必须理智必须冷静；所有人都可以情绪化尥蹶子，他受了再大的气，受了再大的屈辱，都不能情绪化尥蹶子。

　 11月1日，是王强给俞敏洪的最后期限。这天，徐小平发难。他以非常激烈的形式抵制俞敏洪关于让钱永强担任新东方市场推广总监的任命。

　 紧接着，徐小平意气用事地取消他和俞敏洪的武汉演讲之行，把俞敏洪一个人闪在那儿了。这次演讲早就做了广告，如果不去，将会严重影响新东方的信用。

　 他本来跟徐小平约好，武汉讲演完后上四川青城山。徐小平依然爽约。

　 徐小平的行动雪上加霜，把俞敏洪逼上了绝路。

　 “都江堰都能一劳永逸，完成千秋大业，为什么新东方不能？”

　 俞敏洪一人来到青城山。他想喘口气。

　 青城天下幽。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不远处，就是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都江堰。

　 青城后山峰回路转，溪流时而潺潺，时而轰鸣。山上有茶馆，老妪沏上一杯香茶，山人合一，充溢着灵气。下山来，泰安镇的店家把准备好的白果炖鸡、青城山老腊肉、青城山野菜端上来，俞敏洪见案台上大玻璃瓶里的枸杞子泡酒，翠红透澈，让店家打来。几杯酒下肚，顿生豪气，不知不觉，喝了七八两。

　 俞敏洪读都江堰碑，知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一劳永逸，从此岷江安澜，成都平原生民2200年享其利，遂成“天府之国”。他说：“都江堰都能一劳永逸，完成千秋大业，为什么新东方不能？”

　 俞敏洪游青城山、都江堰似乎悟到了什么。

　 今年的11月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王强给定的时间表，一个是11月16日———新东方学校创建8周年。

　 11月6日，俞敏洪飞回北京，决心已下。

　 他回北京走的第一步棋是“削藩”，迅速建立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建立期权制度，说服胡敏、江博、杜伟和新东方上海分校、广州分校校长放弃带有过去“分封割据”色彩的“收入分成制”，在新东方真正结束了“分封割据”。

　 第二步棋，说服杜子华放弃再办一个学校的想法，致使杜子华像6年前那样，权衡了利弊，愿意在胡敏的领导下工作，担任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院长。

　 第三步棋，说服王强留在新东方，并且恢复董事职务，出任新东方公司的产业开发副总经理。他对王强说，王强在新东方的文化作用是没人可以替代的，新东方缺乏王强“那样气势若虹的东西”。“你一定要回来！我可以跪下来请你回来！”

　 话说到了这种份上，王强开始松动。

　 第四步棋，彻底打消小股东的不安全感，在利益的层面上妥协，以稳定新东方团队。11月20日，他提议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年终分红的“股东协议”。

　 第五步棋，跟徐小平叫板。11月21日，他再次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他的“关于徐小平是否当董事重新投票的提案”。提案历数徐小平不适合担任新东方董事的事情和理由，“希望股东会对徐小平是否担任董事重新投票”。而且，他放弃自己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由剩余股权过半数进行最终的选择，以避免“偏见”。

　 俞敏洪无论是程序还是道德都无可指责。

　 俞敏洪拿出自己的信用赌了一把。其他董事也必须拿出自己的信用来赌一把。

　 大家面临的态势很清楚：要么是徐小平出董事会，要么是俞敏洪离开新东方。

　 投票从另外一个角度应验了徐小平的英明论断：“友谊永远战胜不了利益。”

　 小股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俞敏洪的提案，打破了一直被营造的虚幻景象，给了徐小平一个真实的回答。他们牺牲了徐小平。

　 新东方的弊端之一，就是友情和利益纠缠不清，把利益合作关系泛道德化。俞敏洪这次提案开宗明义：维护各自的股权利益。

　 新东方洗牌在所难免。

　 解决了徐小平的问题后，俞敏洪的第六步棋是：在新的薪酬体系下，新团队立即审议2002年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挖掘发展潜力，把原来的财务预算提高了近一倍，让大家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明年可能的收益，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正当新东方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俞敏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读了几十本现代企业管理的书和企业家传记，不懂的地方，拜访各方高人，根据新东方的实际情况，写出了新东方企业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一系列设计文案。他说：“如果没有制度设计，自己都搞不清楚方向，说什么都等于零。”

　 俞敏洪在变化，在提升。

　 在新东方新团队的真诚挽留下，王强决定捐弃前嫌，回归新东方。

　 新东方又躲过一劫。俞敏洪如释重负。11月16日中午，翠宫饭店。

　 新东方八周年庆典如期开始，新团队在前面一线排开，既有元老，又有新锐。他们今天能并肩站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俞敏洪百感交集。

　 王强主持庆典，俞敏洪致辞。

　 “大家好！11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11月16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八年前的今天，我从海淀教委马世平主任的手中，接过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办学执照。从此一纸平凡的执照翻开了我们生命中不平凡的一页，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不平凡的一页。在在座各位不遗余力的努力下，八年来我们辛勤耕耘，迎来了新东方硕果累累的今天。我们已经改写了11月16日的历史，我们永远以这个日子为骄傲，我们更希望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会以这一天为骄傲，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将继续努力下去……”

　 俞敏洪开始感谢在场的每一个人，念到父亲母亲这段时，声调哽咽，在场者莫不动容掩泪。

　 2001年12月，新东方在加拿大创办了新东方多伦多分校，开创了中国民办学校进入西方教育培训市场的先例。董事会对徐小平的工作要求做出回应，徐小平将以留学咨询专家的身份重新进入新东方团队。

　 俞敏洪感叹：“老天爷不灭新东方。”

　 新东方诸公以他们的理智、学养、友谊、理想以及有缺陷的个人魅力和初见端倪的新型利益关系，避免了一场由内讧而崩溃的庸俗结局。

　 这是几十万新东方学员的福音。这是中国留学事业的福音。而新东方的故事没有完结，仍将继续……

　 《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卢跃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