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车展期间，部分消费者在展馆旁发起“进口汽车消费者维权会”，一些青年人身穿黄色文化衫，背后统一印着“解决无诚意，本田伤我心”的字样（《中国青年报》6月7日）。早些时候的北京春季房展会上，也出现过类似情景。一些业主认为开发商解决纠纷无诚意，在开发商的展位前散发传单，表示抗议。福州还有业主在自家的房屋前挂横幅，称房地产商欺诈。更早一些时候，是被媒体炒得轰轰烈烈的武汉“砸奔”事件，最近又听说海南某先生将“问题笔记本电脑”举行了林黛玉式的葬礼：将电脑焚毁，部分“骨灰”装入一个漂流瓶中，里面附上纸条，然后“水葬”。有人戏称“是什么力量把消费者逼成了行为艺术家”，有人则问消费者维权是否进入“暴力时代”。

　 仔细想想这些事，当事人心酸，但对社会而言却未必不是好事。消费者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处置自己的物产、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引起传媒和社会公众的注意，不管他们多么花样百出，终归是他们自己的权利，称之为“行为艺术”未尝不可，称之为“暴力维权”则无论如何都不妥当，也不准确。

　 按中国人传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息事宁人习惯，大部分人在维权问题上是愿意有话好好说的。一些人被逼到“行为艺术家”的行列，多数也是出于无奈：厂商之间推诿扯皮，有关部门坐视不管……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既宣泄愤懑，也试图引起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也给对方施加压力。既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所以不到走投无路，一般是不会如此率性而为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类似的和平抗议，本身就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啊！类似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抗议，只要掌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比如不夸大其辞，不无事生非，不造谣诽谤，消费者就有权直接采用，而不必非得先经过协商、政府仲裁、司法判决等程序。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消费者维权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方式是一种并列平等的关系，并不应该给它们以谁先谁后的限制。只要消费者认为哪种方式最适合最节约维权成本，他就应该有权直接采用哪种方式。

　 这样，我们也可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消费者的维权运动了。至少我们知道，消费者选择公开和平抗议的方式，不一定真的就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因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称的社会里，消费者和商家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部门和百姓之间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在消费者和商家提供给有关部门的不同信息之间，政府的甄别需要过程，也需要时间，即使排除有关部门偏袒一方或不作为的因素，这样的过程和时间也可能超出我们的耐心。所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接采取行动。这样的行为本身，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实现了媒体、监管机构、商家、社会之间的信息互动和共享；另一方面，也直接给矛盾的多方（包括媒体、商家、监管机构）施加压力，即使有关管理机构不能及时跟进，厂商也要注意自身的“影响”而提高服务质量。

　 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都需要公民个人、政府机构、传媒等各种有效力量的配合，即使是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也无法孤军奋战。因此，将每一种力量都得到有效激发，是社会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