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青年话题”文章《立意良善恰是“廉政账户”的败因》，对福建省纪委撤销“廉政账户”的做法表示赞同。而我们则认为，“廉政账户”制度诚然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但在当今特定时期，它作为一种特殊措施的存在是必要的。不是该不该撤销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完善的问题。

　 我国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成绩有目共睹，但腐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地方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据检察机关调查表明，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腐败问题高于已经处理和解决的腐败问题，这些未查处的问题，形成了反腐工作中的“呆账”，这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显然，简单地一笔勾销，既往不咎，无论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是人心上都行不通。仅仅用现行手段，在某些地方、部门，由于涉及面大、人多，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而难以解决。设立廉政账户，就是要使腐败“呆账”消失在“静悄悄的革命”中。

　 综观全国近几年查处的一些大贪污受贿案罪犯的忏悔，发现其犯罪的心理十分相似：受贿后，心里总是担惊受怕。有时确想改正，但顾虑很多。设立廉政账户，恰好为那些想悔过自新的干部提供了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同时，也为那些长期担任要职，贪欲不很强，但由于种种原因，积少成多形成巨额“灰色收入”的干部，提供了一条化解“灰色收入”的最佳出路。

　 据报载，某市为查证群众举报的一名干部受贿8万元的腐败行为，先后奔赴多个省市，花费80多万元，最后追缴的赃款不足6万元，远不抵调查、取证的费用。设立“廉政账户”，可以让一部分藏在暗处的腐败分子自己走出来退赃，大大降低检察机关追赃及查处的工作量，从而减少反腐败成本。

　 从设立廉政账户的实际效果来看，对反腐倡廉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浙江、安徽、辽宁、江苏、新疆、宁夏、深圳、长沙等30多个省市设立了廉政账户，收到为数不小的退赃资金。

　 一些地方设立廉政账户效果不理想，这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和防止资金外逃等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有关。客观地说，如果缺乏严密的配套措施，仅仅一个廉政账户，腐败分子仍然会心存幻想。因此，建立和健全一系列法律配套制度与措施，是使廉政账户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一些人之所以主张撤销廉政账户，主要认为其法规法纪依据不足，容易被少数公职人员当作“挡箭牌”，助长他们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实际上，廉政账户与纪检部门的通常做法和司法实践是一致的。纪检部门在查处大要案时，通常发布规定，以限期主动坦白和退赃作为豁免法律责任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赃款去向一直是影响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因素，案发前主动退出赃款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这些可能被豁免的对象，都是未被发现的违纪或违法的人，而且由于犯罪的隐蔽性和国家监督机制的滞后，决定了其中有些人有可能永远不被发现。对于这一部分人，不存在放纵不放纵的问题。既然如此，实行一定条件下的豁免，显然比不实行要好。

　 一些地方的廉政账户制度有关缴款“不记姓名”、“不记来源”、“不限时间”的规定的确存在一定缺陷，与现行法律有冲突之处，容易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但不能因噎废食，而是怎样修改、完善的问题。如山东某体育学校的一名举重教练，在得知检察机关掌握了他有关经济问题的证据后，竟想出“高招”：将8万元受贿赃款存入“981廉政账户”，企图蒙混过关。尽管机关算尽，最后仍难逃脱法律的制裁，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

　 因此我们认为，廉政账户制度主要是一个怎样完善的问题。如在存入廉政账户的时间与取得违法所得的时间之间，规定一定的时间期限；取得的违法所得要与一次存入廉政账户的数额要相同，否则视为规避纪律，有占有故意，要予以追究责任；缴款人没有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家庭财产申报制等配套措施早日出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