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电子邮件发到编辑部。陌生者的邮件这样写道：
今天又是沙尘暴。每当沙尘暴来临，我的情绪都十分激动，因为我无法忘记在内蒙古沙漠中默默奉献治理风沙的那群人。
内蒙古赤峰市北部的巴彦尔灯苏木，这里是浑善达克沙漠和科尔沁沙漠的源头，危及京、津、华东、华南等地的沙尘暴大部分在这里起源。这里号称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里的天地之间“你是风儿我是沙”，在这里居住的当地农民正在逐渐地往外地搬迁。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放弃了原来城市中稳定、丰裕的生活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积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沙中，把自己的生命与沙漠联系到一起。没有工资，也看不到回报；没有荣誉，也听不到掌声。但他们却在沙漠中定居下来了。
也许在外人看来，他们太傻了，傻得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们说：这是责任。也许在他人看来，他们很高尚，高尚得超凡脱俗。但他们说：我们很平凡。他们是民间志愿组织，他们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组织名称是内蒙古赤峰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他们承包了沙漠源头的30万亩沙漠，雄心勃勃地想把她变成绿洲。
我和他们并不相识，但是当我去过他们的沙地之后，就被深深地震撼了，一直震撼到生命的最底层。因为我呼吸到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空气……这是他们的电话：0476－6145012、13947638812,志愿者组织人：苗玉坤。
“巴拉嘎斯台，它的意思是长满柳树的沟。我们进来时没有一棵柳树了”
记者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长途站下车，一个50多岁的非常精神的汉子无声地闪现在记者面前。他瘦而硬朗，一双眼睛亮而忧郁，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
天空是记者没见过的蓝，沙丘在天边延伸，间或看到树林守护在远处的沙坳里。这里是风沙之源，南到上海，东到东京的浮尘飘沙都跟这里有关。漫天的风沙从远处漫漫而来，倏忽间就天昏地暗，一会儿一切又归于平静。
“赤峰过去叫松州，全是松树。华北落叶松铺满大地。在松树的边缘是草原，叫科尔沁草原，现在全没了。“巴拉嘎斯台，它的意思是长满柳树的沟。我们进来时没有一棵柳树了，我们的理想就是让这里重新长满柳树。”
研究所离旗上还有几十公里的路，著名的志愿者苗玉坤边开卡车边向记者介绍。
赤峰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成立至今，已在科尔沁沙地源头承包了10万亩沙地，并已开发苗圃200亩。目前成功地培育了欧美杨、北京杨、大叶金丝垂柳、侧柏和油松等10余个适宜沙地造林的乔灌木针阔叶树种……
这个所的志愿者们很穷，在存亡线上挣扎，因此他们搞各种副业，试图走一条以沙治沙，以所养所的道路。
苗玉坤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很瘦，没钱，也老了，但所里的志愿者和附近的干部老乡都不自觉地带有一种恭敬的口吻甚至带着某种悲情的眼神跟他说话。不止一个人对记者说，他是志愿者的精神领袖。
没有这样一个人，大家围拢不起来，甚至研究所根本不可能诞生。这几十万亩的“中国沙之源”就可能因为少了一个人而更加没有约束，更加肆虐几分。
一个人能使中国的环境好一点，这个人的力量太大了！
他是黑龙江人，从小就是一个能人，很聪明，会打枪，会玩航模，想做大事情。他初中毕业，给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写信，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轰动一时。有关方面因为他年龄太小，没有答应，他就报考了地质学校，总之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但是，延续他一辈子的、决定他生命走向的不是青春理想，而是跟大自然的恩恩怨怨。
“我小时候，困难时期吃不饱。我还记得我母亲快生我妹妹时饿得奄奄一息，周围邻居已经有饿死的了。我急忙跑到松花江钓鱼，无意中钓了一条大鲇鱼。周围很多饿急的人争抢着要买，我死活不卖。挣脱回家，煮了一锅汤。可以说这条鱼救了两个人的命。
“我从小是在大自然的恩赐下长大的。但我没有感谢。我在哈尔滨长大，那里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也受了误导。托尔斯泰说过，‘你要成为男人，就去打猎。’我养成了坏习惯，打猎钓鱼。
我学的是石油地质，几乎我走过的地方都是大自然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大庆、辽河、长庆、塔里木……可以说，我的工作就是破坏自然。尤其是80年代初在塔里木盆地，当时是全国几十个石油地质队汇集于此，钻坑放炮，用人工地震波探测地下的油气结构。在推土的过程中，当地生态惟一支柱胡杨林大面积被破坏了。看到那脆弱的胡杨树丛被新从日本进口的、一间房子一样高大的推土机碾成平地，我心里很难过，当时许多人体会不到这一点。但我心灵受到了创伤。
“过了几年又兴起海上石油勘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渤海上放炮，每隔100米放6公斤炸药，一炮下去，海面上漂着白白一层鱼，看不到边际，杀生无数。除了鱼还有河豚，大的几百斤……这么多年的海洋勘探，可以说对渤海湾的海洋生物破坏非常巨大，任何鱼都不能形成鱼汛了。
“以前油田都是尽量限制油产，能日产几百公斤的喷油口限制到几十公斤。现在为了争油老大，油老三什么的，无限制地开采，资源迅速枯竭。
“我最后落脚到辽河油田，那里有中国最大的芦苇荡。由于油田的介入，整个水域严重污染。在那儿好不容易弄条鱼，一开锅，满屋都是油味。”
苗玉坤敢说敢为，四海为家。经常在高山大川中，面对篝火，头顶星空。对于整个国土环境的慢慢变坏，有切肤之痛。一次驻扎在黄土高原，一场大雨就把他们队仅有的四台机车全部冲走。他和队友们躲在高处，看着没有草木羁绊的山洪滚滚而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应该说他很早就有保护环境的朦胧意识，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放下猎枪。他痴爱打猎。那时地质队每年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期，到那时候他就约两三个猎友，拿着猎枪，背着行囊，走进深山。为了打猎他走遍大小兴安岭和内蒙古草原。他经验丰富，凭着气味和一点声响就能寻辨出猎物。有一次在内蒙古翁牛特旗那什罕苏木，他和一个猎友合作，不到一天就杀死87只野鸡、11只野兔和两只狐狸。
不过几年以后，辽东、蒙西和小兴安岭南麓这一大片地域，就什么野生动物都没了。这里肯定有他的罪过，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忏悔。
“当年我打猎的地方。野鸡一飞起来遮天蔽日，就那么几年，没有一只了。现在什么都没了！”他负罪感很重地对记者说。
他觉得只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才能平息内心。他决定在沙漠上建一个绿色的世外桃源，“偿还欠大自然的债”。
他直率批评当地领导：“你们有喝酒的时间没有植树的时间，有喝酒的钱，没有植树的钱”
记者感觉，抛开还债的因素，苗所长（志愿者都这么称呼他）潜意识也强烈喜欢这种超于红尘之外的志愿者生活。他看不惯日益污浊的社会风气，性格梗直，脾气火暴，又会拳击，有一次一拳把一个欺负他徒弟的司务长打躺地上，牙落几颗。他为此被绑在惊涛骇浪的海上钻井平台上一夜，差点把命丢了。到了草原后，在一个座谈会上，他直率批评当地领导：“你们有喝酒的时间没有植树的时间，有喝酒的钱，没有植树的钱。”
他不到年龄早早退休，承包了抚顺的一千亩荒山，植树造林。他积累了经验，想起曾经游猎的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草原，他决定到那儿去治沙。
那一片地域太大，几十万平方公里，他多次孤身走进沙漠考察。他看中赤峰，找到赤峰市绿化办公室副主任谢克。谢克猛然见到这么一个破衣烂衫的人说要治理沙漠，并不相信。第一次与谢克没谈成，苗玉坤找到一个与谢主任相识的猎友从旁边说项，教他怎么与谢克去说：“你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年绿化也没搞成。现在有那么好的一个项目，不要你们花一分钱，人家来帮我们治沙，你为什么不同意……”
晚上那位猎友把大家拉到一起吃饭，苗玉坤讲了他的经历，谢克心动了。他是蒙古族人，性情诚恳。决心帮助苗玉坤实现理想。
他们先找到了
w旗，当地很支持，酒席宴上，当地党委书记问，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放牧？苗玉坤说，就是几年之后，治理好了，也不允许自然放牧，要改变放牧习惯。
书记态度陡然变得恶劣：“我们蒙古族习惯就是这样，不能放牧我们宁愿不治沙。”苗玉坤眼睛都气红了，大家不欢而散。
谢克带着苗玉坤只能另选地方。谢克回忆道：“真艰苦，我们借了一辆破车，走遍了兴安岭南麓的草原沙漠。遇到了很多困难，挡风玻璃被砸，轮胎被扎……我觉得苗所长太苦太难了，我决定支持到底！”
1999年春天，他们与赤峰北部200多公里的巴彦尔灯苏木（乡）谈好承包了10万亩沙地，并签了协议。初期的志愿者们住在一个汉民村边将要倒塌的土房里。没有家具，没有床，没有水井，没有柴木，什么都没有。只能风餐露宿。苗所长说，每顿饭都要吃几口沙子。
苗所长带记者来看那个最初的根据地，一个将要倒塌的、残墙断壁上敞着大黑洞的土房。
“我们与乡里谈好在一个地方建所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简易的房子即将盖起来，这天正在干活，突然看到远处烟尘滚滚，六七十匹马呼啸着奔涌而来，把我们紧紧围住，那场面就跟战争一样。把我们的工具抢走，房顶掀了……牧民们说我们强占土地来了……我们只得迁址。
“流落到柯德河附近，也是为了盖房子，老乡不干，天天来捣乱，我们想，周围环境如此，不如早搬。又被迫搬迁……”
现在的所址，是苗玉坤拿出自己6万元积蓄一次性买断的一所废弃的小学校。他们在这里过了第一个冬天，时常没有电，没有燃料，甚至没有吃的。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
冻得他们根本睡不成觉，但他们还是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承包沙漠，买断学校，苗所长把自己全家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把在辽河油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总共凑了16万元，全部投到了在科尔沁草原上治理沙漠中。
“我突然听到哭声，原来我儿子在被窝里哭出声了”
资金短缺，是沙漠研究所这几年的最大难题。他们的日常维持就靠苗玉坤等几个志愿者捐出自己的钱，以及一些高校和香港的慈善组织的资助。但对于10万亩治沙的开支和30多个志愿者日常生活的所需来说，根本不够。志愿者们的日子过得很可怜，他们没有一点收入，还要家里支援。
研究所管后勤的蒙古族汉子韩子明说，“我们出去干活、修车，经常几顿不吃饭，实在饿得不行了，买一个面包。
“经常是半个月一点油见不到。有一天晚上没有粮食了，我去附近乡里的粮店去赊，两家拒绝了，最后一家犹豫了一下，说你们是不是有难处了？叹了叹气，给了我们一点粮食。”
这是记者十几年采访生涯中见过的最坚贞的志愿者。他们都完全可以过富裕的生活，有的完全可以当一个老板，或混个一官半职，吃香喝辣。
谢克说起他们，“完全是社会上极稀缺的金子。”谢克深受他们的感染，自己也加入进来。一个马上要升为处级的政府官员，毅然抛弃职位待遇，与破破烂烂的、不挣钱、不为名，当地人们颇感奇怪的志愿者混在一起，要拿出多大的勇气！
谢克的本职工作是搞绿化，也有对社会腐败的失望，关键是他被苗玉坤的人格所吸引：“我接触了苗所长后，灵魂上得到了净化。”
他成了沙漠研究所的一个台柱子，举凡接待、联系、宣传、求助等事项全靠这位有过官场经验而又心地纯良的人操办。有人说，苗所长是研究所的精神领袖，而他是研究所的实干家。研究所离了两人中的谁都不行。
记者亲眼看到，有牧民公然把研究所苗圃的篱笆扒了，牵马到里面犁地。如此无视别人已买下的地，已种了的田，苗所长气得马上要爆发了。这时只能靠谢克了，他满脸油汗地给苏木领导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联系不上，好容易打通电话了，对方敷衍几句“啪”挂上了。苗所长爆发了，涨红脸要跟对方干。谢克拦住，急忙通知别的志愿者过来……
40几岁的谢克给人一种非常憨厚诚善的感觉，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他的为人：采访结束时他一定要送记者到赤峰。为了赶火车，我们截了一辆大卡车。他推着记者坐上司机楼里惟一的空位，自己爬到后面的敞棚车厢上。塞北的风仍然又狂又冷，卡车在空旷的原野上开，他用衣服裹着头，缩在角落里。怎么换他下来他都不肯，一缩4个小时，脸都吹黑了。
他是赤峰市他们那一代中最早当科长的，但也是当科长时间最长而没被提拔的一位：
“我一辈子经历了许多事情，有些人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有的过去是我的部下，现在当了副局长。我心不平。接触到苗所长后，我心想开了。我不再理会那些烦事，我一心扑在研究所，跟大家一起劳动，有时一住就是一个月。我那在赤峰城里5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志愿者们一来就吃喝欢笑。妻子孩子不理解，劝我。研究所经济紧张，我从家里拿了五六万元，又到外面借了4万元给所长。妻子准备买单位的房子，才知道省吃俭用存的钱没了。
“一次我们从所里出发到赤峰去。为了每公升汽油节省5分钱，想到赤峰再加油。结果车没走多远就在梁上没油了。叫天天不应，截车车不停。那可是12月份，塞北的寒风刺骨，我们冷得实在受不了，就到车外蹦跳。在这梁上过夜是死路一条。苗所长突然想到，可以把油管取直，这样就可以够到剩油……我们终于半夜赶到赤峰。就为了节省每公升5分钱，差点把命丢了。我过去哪受过这个苦？过去出差就从来没坐过长途车，都是小车接送……
“那天夜里到了我家，我把老婆孩子赶到另一屋，让老苗他们住下。我和老婆挤在床上说话。她说，‘咱能不能不干了？你看你，提干最早，现在提拔没你，吃苦最多，家穷成这样。你原来从家拿的钱就算支持了所里，以后你回来好好干，提个副处级，马上就要机构改革了，不行提个副处级调研员也行，工资也别与你的同学拉得太远。’
“我说，那钱咱不要想了，就算像你弟弟做生意被骗了12万。想想看，我的大学同学已经死了6个了，人这一辈子总要留一两件善事在世上……
“我突然听到哭声，原来我儿子在被窝里哭出声了。”
记者到沙漠绿色研究所采访时，谢克的上级刚给他下“最后通牒”：或者回到机关，或者这个科长别当了。憨厚的谢克当然早有决断。他说他与沙漠研究所已溶为一体。
“我想在娶媳妇前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记者深感，现在很少在一个地方见到比例这么高的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志愿者真是好人的团体！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朴实的小伙子们眼睛亮亮地坐在他们自己用石片铺出来的“多功能厅”里，向记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22岁的来自赤峰的屈清武说：“我回家了，母亲扣着我不让走，说你傻呀？都20多了，要娶媳妇了，一点钱不挣……父亲给我找了一个开车的工作，一个月1400元。我只好离开研究所。那天谢主任给我送行，把我们几个志愿者请到餐馆。我们几个月没吃过肉了，上了8个菜，大家一抢而光，又上了8个菜，又全光了……我们把饭馆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最后，老板没办法，用一个大萝卜煮了一锅羊骨头肉，大家才吃饱。谢主任看着哭了。
“我也哭了，我决定不走了。大家亲如兄弟。我想在娶媳妇前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谢克告诉我，这个小伙子性情仁义，力大无穷。记者看到他和一个小姑娘坐在一起。那是爱上他因而要留在这儿的蒙古族小姑娘。
姚继中，一个来自安徽天目山、身体单薄的小伙子，在恩格贝草原治过沙：“在中学时知道中国1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荒漠化了。1998年，又从《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看到恩格贝草原治沙的事，我在家里实在忍受不了，就悄悄跑了过去。后来我觉得恩格贝有些商业的味道了，就来到这里。我父亲今年已经70岁了，为我的事急病了。他担心我身体单薄，受欺负。昨天，我母亲在电话里哭着求我回来！父母年龄太大了，我还有一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我母亲生我时超了标，吃了很多苦。我们那是鱼米之乡，就是不干活，一年也有一两万元的收入。听着妈妈一声声‘回来吧！’的哀求，我的心很难受。只能用信念压住我的矛盾。我还很年轻，下决心至少在这儿干3年。”
志愿者小陈也是从恩格贝过来的，他走到呼市没钱了，在那儿打了几天工，挣足了路费，来到这儿。他前天打电话，又管他母亲要800元钱，要给他恩格贝的伙伴，那些人从恩格贝出走后，跑到四川阿坝州，因语言不通、
处境困难，他要给他们钱做路费来这里。
谢克特别讲了民工小赵的故事。他留在研究所当志愿者后，当上了突击队队长，他家反对，让他回家娶媳妇。他哥背着父母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资助他。后来哥哥病了，得了肝癌。赤峰市医院已经不敢接收了，让他回旗医院养着。
小赵哭着对谢克说，他暂时不能在研究所干了，他要到哥哥身边伺候着，因为就是他哥支持他，资助他。哥哥才24岁，那么年轻！
“爸爸，你死后，我把你和谢大爷、苗大爷埋在一起，我给你们栽一棵树，永远守着你们”
许多志愿者是为了躲避纷乱俗世，寻找一个清净的乌托邦。
江西九江来的志愿者章大平对记者说：“来这儿3年了。白天干活，晚上还干养猪的活。有一天夜里接生，累得得了胃病。不敢去医院，终于抗不住了，被送去医院，也不敢看，就开了点药。
“我来这儿就是喜欢这种家的气氛，清静的气氛。现在社会上瞒和骗横行，我不喜欢在家做买卖时那种尔虞我诈。我曾经在深圳干建筑，包吃包住，一个月给我1500元，干得好，老板还给你找小姐。深圳地铁拱形整形工程，偷工减料，让我签字，我不干。一气之下走了。不如跟苗所长干。来这儿种一棵树就对人类有一点好处，我在原单位有病退金，无所求了。”
谢克对记者回忆道：“1999年时，条件很差，没工具，没住处。没能力交电费、开电话，4个人拉一个犁当牛使……许多大学生、中专生看不到希望，都走了。我就雇了20几个临时工。后来我们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几个临时工都要当志愿者。那还得了？他们的父母赶来，我们热情款待。他们特别好奇，说你们给我们孩子说了什么？让他们不拿钱当志愿者。
“临时工说，我们在外面给老板打工，受欺负，年关还拿不回钱，大了后，走父母的老路，一辈子当农民。来这里，我们学电脑，开摩托……通过看‘动物世界’，知道地球是什么样子……结果家长一个没领回去。我觉得这些孩子太可爱了！”
采访过程中，后勤部长、蒙古族汉子韩子明不时握着记者的手，眼睛红红的：“好多年前，谢克在我们永丰乡当过18个月的乡长。短短的时间里，他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他规定，每家必须给我种300棵树，当时还有些人想不通，现在这些树都成林了，每家每年都是2万元的收入……谢科长这个干实事的共产党员太好了，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到哪我到哪，他来这里，我们一家也跟着来了。
“我做生意被坑了五六万元，前几天，如果回赤峰，就能拿回1000元。但正是起树苗，离不开。只好不要那1000元。今年冬天来查电表，没钱，差点给他们跪下，不行，啪就停了。暖器的循环泵停了。零下20多度，志愿者们冷得受不了，只好不睡了，大家围着被子说话。
“今年春节，有12人值班没回去，只买了3斤鱼，两斤辣椒，一挂鞭炮。吃完年夜饭后，我说现在给家里打电话拜个年。再唱唱歌，大家再玩玩。结果大家一个个蔫头耷脑，一声不响都回屋了。我和谢克去每个屋里看，有的哭，有的一声不响。大家一双鞋子、一双袜子都没买就过了个年。初二就开始干活。
“我长这么大从没过过生日，但志愿者给我过生日。我的儿子18岁了，那天他说，‘爸爸，你死后，我把你和谢大爷、苗大爷埋在一起，我给你们栽一棵树，永远守着你们。’”
韩子明已泪挂满面：“谢科长把我带进了这个集体，我找到了自己的家。那天我说，老爹老妈，我离你们太远了，希望你们在九泉之下原谅你们不孝的儿子，我跪在地下给他们磕了几个头。”
这个座谈会开成了哭诉的会，大家都在哭。
中国的志愿者总带有一种悲剧色彩，记者也接触过国外的志愿者，比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法国女士贝塔，帮助中国弱智残疾人的新西兰姑娘莎莉。她们好象更平和愉快。她们都是有一定资产的人，不用挣钱谋生，奉献但无后顾之忧。
中国的志愿者本质又是弱者又是强者，他们弱在物质，强大在精神。谢克说，我们在创造一种志愿者文化，这是社会上没有的，说不清楚，涵盖丰富。
一个志愿者小声给记者念国际志愿者宣言：贫困的人们，让我们站起来干活，不分种族、国籍，一起面对贫困。
香港乐施会愿意提供46万资金，这个最困难的人把钱让给了蒙古族老百姓
“他这几年下来，牙也掉了，头发也白了，造得不成样子。”苗所长老伴哭着说。
3年来，苗所长使出全部力量。最初跟他一起来的3个辽河油田的同事全走了，大学生走了，去年春天时，只剩下4位志愿者。
“我最刻骨铭心的是志愿者走的时候，有一回，在最困难时，他们要离开我，我为自己难受，也为他们难受。我想劝他们留下，我说不出口，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对于他们走，我表示理解，他们要娶妻生子，家有老人。”
苗所长为了还大自然的债，把家人搭了进去。他两个孩子高考时，他和老伴都没在家，结果女儿考中专没考上，儿子考大学考得不理想……
谢克回忆：“苗所长的儿子苗笛是大专毕业，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没有工作，来这当了志愿者。他有时爱打游戏机，没太认真做所里的网页。去年过年前，苗所长训斥儿子，很凶。要赶他走。“苗笛的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那鞋破成两截了，我想不能就让他这样走。我看不过了，我说你不能让他这样，应该让他过个年。要不我们也不干了。苗所长急了，说你们都走吧！苗笛还是走了，在寒冷的冬天，在别人合家团圆的时候，飘泊他乡。
“苗所长的女儿也是被苗所长耽误的，她长得很秀气，和一个挺帅气的志愿者结婚了。但苗所长不同意，他不想让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小俩口只能离开研究所。没工作，又生了孩子，生活困难。今年又怯怯生生来了，不敢见苗所长，先去找妈……
苗所长年岁越长，越重感情。谢克对记者说，苗所长最难受的是，一些志愿者、一些大学生实习到期要走时，他肯定与他们抱头大哭（志愿者们就是觉得媒体亲，高校学生亲，而认为政府部门多是冷漠生事）。苗所长最高兴的是，大家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今年暑假，又有20几所高校将来实习，到时他又要过感情关了。
当风沙过后，园田一片湛蓝，田里隐现着志愿者，一个贵州小姑娘，人还没扁担高，挑水浇树苗。他们曾经24小时通宵浇灌。记者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闪现在油菜和牧草地里，他们向记者笑着，把粪肥从卡车上卸下。
每年春天，他们从各地找来大叶金丝柳、馒头柳、青柳、垂柳……为了节约，每棵再断，一直分到香那么长，再栽到土里去。2000年大旱，年降水只有几十毫米，树死了十之八九，苗所长大哭。又接茬种……
香港乐施会愿意提供46万元资金，这个最困难的人却把钱让给了柯德河的蒙古族老百姓，“让他们种树，不让他们放牧。”
让沙漠绿起来，成为苗玉坤一生最后的归宿。有人来，也有人走，但一定会带走不死的一种精神。我越发理解前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给他们题的辞：“奉献就是永远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