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鉴于冯根生、宗庆后和鲁冠球几十年来为杭州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杭州市委、市政府日前决定，对3位企业家进行特殊奖励，奖励额度为每位300万元人民币。

　 看了这条消息，笔者并不觉得新鲜，因为关于重奖企业家的新闻，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时半时。这类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笔者的疑问也在不断增长。

　 首先，笔者以为奖错了对象。企业家做企业，就是为了盈利。企业之所以发展成功，并不是以繁荣区域经济为最高目的，而是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成功与利益，是相伴相生的经济现象，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利用的。对于一个积极寻求发展的企业来说，发展成名牌、资质优良的超大型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对它们的最好奖赏。在市场中运作成功后，企业家将直接从中获得他们追求的利益最大化。

　 最值得商榷的是，企业的成功何须动用政府资金奖励？一个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同时，也在消耗相应的社会资源。比如说，运输公司对道路及交通管理成本的耗用，化工、铸造等企业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它们在高效益、高纳税的同时，理应对产生效益时所消耗的社会及环境成本负责。公司越大，造成的负向成本相对也越大。这可以通过地税等方式回馈给地方利益来平衡。现在对所谓的特殊企业进行特殊奖励，政府的钱又是哪儿来的呢？说白了还不是所有纳税人集体上交的？

　 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应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超越地方企业经济性经营的局限性。从财政的使用效率上看，如果不能充分、高效地返施社会，那么社会的长效发展投入就会受到影响。对于杭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用近千万元来发奖金也不算小数目，而实际上这么一大笔钱，本可以为更广泛的人做更多的事，即所谓的公共投入。现在奖给这些超级大款300万元，也就相当于让他们换一辆新奔驰车而已。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在业内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不仅通过政府的特别奖励隐性地“斩获”公共资金，而且还与政府的公信力沾了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中的个人经营与政府关系过近；意味着出现了与政府政绩或多或少有联系的特殊企业；意味着出现了地方政府可能护短的因素；意味着企业家与为政一方的官员容易产生特殊关系；意味着很容易滋生保护主义的空间。

　 笔者还特别注意到，受奖企业家中有人大代表。笔者觉得，作为人大代表，对地方政府的作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奖励的。我觉得地方政府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发一个“荣誉市民”证书给他们就可以了，或者发个镀金的“金钥匙”。

　 企业就是企业，政府就是政府。慷财政之慨奖励企业，表面上看是偶然的，其实并不偶然———因为“历史悠久”的政企不分形式千变万化，其本质仍有大量固化的残余，很难从本质上一下子肃清。此事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