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在拍一个DV，挺惨的一个“寡妇村”故事：百把人的村子，在几年前的一次矿难中，一下子就死了一二十个男子，村子成了寡妇村。

　 我最早是在一家摄影报上看到几张照片，就和同伴陆陆续续去了几次，拍了两三年，现在拍不下去了。春节前那次拍摄中，同伴就说先这样吧，说是不知道怎么拍了。我哑口。拍的过程中，我屡次大言不惭地告诉他们：要这样拍不要那样拍，我们不是在拍新闻调查……我们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我们拍的是一种我们民族的……

　 可是现在，我也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拍了。就这么放着吧。

　 前些天回家看报纸，家乡一家报纸上有个很醒目的标题———“这些矿工要钱不要命！”

　 新闻大意说：又有矿难，死的又是几十人。矿难还未处理，遇难者的遗体还未都找到，与死难者一同下煤窑的幸存者关心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开工。这些和死者同来的民工表示，仍然会在这家刚出事的矿山干下去。

　 记者问：刚一次性地死了这么多人，不就是个教训吗？

　 谁知幸存民工却说：人的命，天注定……不在这儿干，哪儿一个月能挣这七八百块钱呢？

　 这次的死难者来自我们拍片子那个“寡妇村”100公里左右的江对岸。仅就我们拍片子时的观感而言，这一带———具体而言就是鄂陕交界的汉江中游地带的百公里方圆———在煤矿、金矿中已发生多起死亡事故。几乎可以肯定，今年的连续几起矿难之后，照样会有这里的民工“前仆后继”奔向矿山。

　 为什么会这样不怕死地前仆后继？

　 开始我们也会疑问，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去？

　 道理很简单：人的命天注定……不在这儿干，哪儿一个月能挣这七八百元钱呢？

　 这是他们最普通最实用的逻辑。没有钱，他们要命干什么？何以活命？

　 当地确实贫困，有些真是出乎想像。我最吝啬的一个朋友陪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都情不自禁捐了钱。

　 但仅仅如此解释似乎也是不通的，个别人家，依当地的条件，已经是不错了。时髦的说法就是解决温饱了，脱贫了，还是要出去“下煤窑”。为什么？

　 一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总是要发展。

　 发展的希望在哪里？而在当地似乎是看不到的，别说村里、乡里，就是县里也是一片萧条。总让我会想起鲁迅先生的某篇文章。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高路险、人薄水穷，按照经济学家、CEO们的观点，这里没有什么资源的。自然资源没有，人力的资源也就是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民工。按时髦的观点，这里必然是后发展地区，必然阵痛。

　 那么，当下他们似乎是看不到希望的，那么，走出去，外面大概还有希望吧。希望大约就是在外面吧，似乎也只有这样。

　 自己看不到希望了，总还有儿子。此生能供养儿子走出大山，也是一种希望吧。

　 走出大山，四顾茫茫。在外面，能找到的，最好找的工作大约就是“下煤窑”。

　 不去“下煤窑”，呆在家里又能干什么呢？有人死了，是他们命不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这大约仍是他们最现实的希望。

　 我曾经做过记者。开始拍片子的时候，我很是对曾经的同行们对这里的漠视不满。浅薄，只关注黑心的矿主、腐败的官员，为什么就没有人到这些死难者家里来看一看呢？问一问他们怎么想的呢？为什么如此舍命？甚至，我还有些同情那些矿主，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出事。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出了事，他们最直接的损失就是金钱。以最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好像是主导经济社会的铁律。出了事，倒霉呗。———我知道，这样想，大约有点没人性。

　 老实说，我现在看到那些矿难报道已经很麻木。本来，我也不会去关心这些。不去拍那个片子，我也不会知道这些。我现在是城里人，做农民那是爷爷辈的事情了。我们城里人何必去关心那些？与我何干？这几天，刚从广州回来不久，我发现我也是很喜欢灯红酒绿，喜欢那些小资生活的。回来看报道事故的报纸，我也能想像到那些山里人的表情，无非就是又死了几个人嘛。该干嘛还得干嘛！

　 使我有点吃惊的是，出事煤矿的幸存矿工也这样说：“这个老板，比起其他地方的老板，心肠还算好的，所以我们还想在这儿干！”

　 我更吃惊的是，我曾经的同行们，竟然用大黑字的标题责怪这些农民要钱不要命。也许，这新闻的初衷并不是这样。只是，这标题太刺我眼了。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干嘛要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