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有思想，不要落俗套”，座谈还未开始，省长卢瑞华就有意为座谈制造轻松的气氛：“今天请你们来是座谈，交流，希望你们讲真话、实话，不要拿着稿子念，让我听汇报。我不作总结，但会随时插话。”

　 7月30日下午，广东省政府迎宾厅迎来了50多位普通的年轻人。卢瑞华与他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热烈座谈。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正在参加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青年企业家、民营中小企业主。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下了属于自己的殷实家业，同时也尝尽了创业的艰辛，渴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得更大、更快。因此，座谈一开始，话题就自然地集中在他们期望政府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

　 深圳采纳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玉童的一组统计数字道出了广东中小企业生存的艰难。他说，该公司从1998年开始对广东3000家中小企业进行跟踪调查，近80％的中小企业的寿命仅3—5年，“头两年是成长期，进入第三个年头不是倒闭就是开始走下坡路，没有青年期，更没有盛年期”。该公司对这些中小企业“少年夭折”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除了因创业者自身素质导致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管理不善等原因外，政府对中小企业缺乏鼓励、引导和扶持也是一大因素。

　 “在提高中小企业主、青年创业者的素质方面，政府也有可为的地方。”朱玉童说，国外的中小企业主、青年创业者95％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因为有政府的引导和各种民间机构在实施，而在中国，本应承担这一的职责的行业协会等“民间”机构却是个有事业编制的衙门，像机关一样“门难进、脸难看”，“政府应该还原行业协会的本来身份，让他们为中小企业主、青年创业者搭建一个供他们学习、训练的平台”。

　 广东省政府每年都出资组织一批公务员和国企管理者到国外学习提高，但却从没有民营企业主或管理者。对此，一位代表说，“这是政府的意识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自己出钱”。

　 代表们说，当前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有很多，但“信用被低估、融资艰难”是最大的问题。一份调查指出，民营高科技企业中，通过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有23.5％，通过发行公司债券或股票融资的仅占5.9％，其余都是通过内部积累或民间高息拆借等方式融资发展。

　 归国博士袁建华在广州创办了3家民营企业。他说，每年广东及省内各市都拿出很多钱来招引海外留学人员回来创业，当他们带回来的高新技术项目与国内资本间的巨大鸿沟却没人填平。他说，他公司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艾滋病快速检验技术，早已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和对前景的认可，但当他跑到广州的风险投资机构寻求支持时，人家对他说，“我们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袁建华说，“按他们提出的审查、评估程序和注资条件，没5年时间他们都拿不出主意”。

　 袁建华的话题深深吸引了卢瑞华。他打断袁建华的话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机制问题。如果不改变风险基金的管理机制，国内的风险基金就永远不敢冒风险，这是与政府设立风险基金的初衷相悖的。”袁建华说。

　 “他怕负责任！这的确是个机制问题，因为他不是基金的主人。”卢瑞华连连附和称是。

　 需要创业风险基金的埋怨机制问题，提供风险基金的也怪罪机制问题。深圳创投公司的总经理李先生说，因为国内目前没有建立风险基金的退出机制，使风险投资变成了参股投资，大大降低了基金的周转率，无法收到最大的创业孵化作用，也大大影响了基金的收益。他说，硅谷的风险投资对创业项目孵化成功后，很快就能参照创业板市场上的价位坐标出售，退出已经孵化成功的企业，取得与高风险对应的高回报，并重新投入别的项目，但创业板千呼万唤不出来，没有价位坐标，几乎无法退出，最后变成“炒股炒成股东”。据他介绍，目前深圳的风险投资基金大部分沉淀在已经孵化成功的项目里面。

　 经这些青年企业主们的口说出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以及相关的建议很多，卢瑞华都认真听取，并不时地提醒代表们将发言的内容形成书面报告供省政府交有关部门研究。他表示，中小企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占了企业总数的90％以上，政府很有必要予以高度的重视，并希望与广大青年企业家们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渠道，使有关意见和建议能“直通”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