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少年杀害同班同学，大卸八块，毁尸灭迹，敲诈勒索，最终锒铛入狱。而在这欲哭无泪之时，他们却毫无悔意，宣称这是“反腐”之举，因为被害少年是镇委书记的公子。更可怕的是，他们囤积制造炸药原料，制订了系列绑架杀人计划。看了这样的报道（见《南方周末》8月8日），震惊之余，很多思绪堆积心头，不吐不快。

　 这两个中学生之所以作案前周密安排，作案后理直气壮，恐怕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自己在“反腐败”，视自己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士”。是啊，假如人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当然会理直气壮，甚至九死而不悔。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从来都不缺乏反腐败勇士。他们或亲身遭遇不公正，或对身边的腐败现象充满义愤。不管出于何种动力，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值得追问的是，这两个少年究竟反的是什么腐败？

　 据同学反映，那个名叫李森（化名）的被害人上学开车坐车、花钱大手大脚，生活奢华。可以想像，他身为干部子弟，确实条件优越得多。但我们难道仅凭这些就断定，他的父亲就一定是腐败分子？是不是构成腐败需要量化的依据，也需要执法部门的界定，一个普通中学生怎么会有能力下这样的断言？而且，竟然因为这种认定而断送另一个孩子的生命！

　 我相信这两个中学生并没真正受到过什么“腐败”的“迫害”，和被害人李森的关系除了有一点相互“不服气”，似乎也没什么正面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嫌疑人郭强（化名）的生存环境和他的言行。

　 郭强来自于农村家庭。学习好、“三好生”、“优秀团干部”。在农村学校，郭强属于家境不错、成绩突出的学生，很有优越感。但他一旦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一切都变了。班里充斥着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子女，城里孩子过生日大摆筵席，而农村孩子要用自己的菜金买礼物。在家里，掌握实权的大伯给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好工作，别人送的礼都收，而郭强却住在大伯家的柴火间里，郭强认为，大伯就是个“腐败分子”。

　 郭强的一些“名言”最能反映他的心态：“……腐败现象全国都存在，我是一个农民小孩，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我就是要用这种手段报复他（李森）父母，他这样死，不亏。”

　 “我不敢保证将来我做了官是不是也会腐败，所以趁现在还没被腐蚀的时候做这件事（完成杀人计划）。”

　 从以上言行足以看出，由于存在巨大心理落差，郭强对于自己的身分极为敏感，本来他可以凭借自身件赢得更多的尊重，在同学中获得更高地位，而这一切都被农村与城市、贫穷与富贵的巨大差距给“毁”了。为了给自己不平衡的心绪找一个出路，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当然，在他心目中，就变成了堂皇理由：我是在反腐。

　 面对客观存在的差距和不平等，一个成人尚且会心理不平衡，更何况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旦处理不好，极易因此自卑、自怜、偏激，甚至滋生憎恨和冷漠情绪。李森被害后，一个同学竟说：“死了活该，谁叫他那么张扬？”

　 这种漠然令人心惊！因为它折射出的可能是一种普遍看法。文中称，这个班农村学生占了一大半，由于双方反差太大，在城市与农村同学中已经形成无形壁垒，实际上，郭强这种强烈不平衡心态具有普遍意义，只不过他形成了总爆发。

　 我觉得奇怪，班里如此不正常的气氛，难道老师没有感觉吗？学校长期招收特别富和特别穷的孩子，难道这种心理落差都要由学生自己去平衡吗？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正处于自我整合阶段，最需要回答：“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一阶段，本来就要解决许多问题：比如自己美与丑、成绩好与差、能力强与弱，再加上家庭条件的贫与富。这些差距，有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进的，而有的客观不足是自己不可控制的。那么，如何正确看待差距，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急需来自成人世界的倾力帮助。

　 很遗憾，没有看到该校对此类问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任何关注。有同学说，每年学校只开一次法制会，“拉几个少年犯，讲一些大道理”，我也相信，在郭强家里，这样的关怀也是盲区。单纯抓升学率、以成绩衡量一切的弊端确实是老生常谈，但是，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青少年的识别能力将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向极端，要不内化为自卑，要不外化为攻击行为。

　 其实，最好的心理课可以让大家懂得，“反腐”可以选择多种方法，如果我们无法改变整个大环境，那我们就要改善应付恶劣环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