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8月21日电

　 昨晚，因近年的《切·格瓦拉》、《鲁迅先生》、《红星美女》等一系列“革命戏剧”而引来鲜花与唾骂无数、身上同时披挂着“吟唱诗人”、“新锐导演”、“音乐人”、“新左派”等各色标签的张广天，在京推出新戏《圣人孔子》。

　 该戏进京之前，已经在被公认为戏剧环境“极端恶劣”的南国羊城造成轰动，并因此在京未演先红。彩排的19日晚，就有百十来号人拥堵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门口再也挤不进去。

　 昨晚的首演不出所料地人满为患。开场前的红色幕布上喷涂着有明显时代印记的报纸版面，上面的标语是“离经叛道就是背叛自己”；此后，戏中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奶是检验娘的惟一标准”。一切似乎摆明：这恐怕是张广天精心布下的又一有关理想、有关道德的批判道场。

　 《圣人孔子》充满了嬉笑怒骂，调动了大量生活素材和流行的文化时髦。说到出国潮，演员大唱《北京人在纽约》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说到“海归”，唱的是《五星红旗》，偶像 F4、人类学家抄袭等等社会事件都以变形了的形式在戏中演绎。剧尾，“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少养孩子多养猪”这样的标语也被演员们以曾讲过众多大道理的高嗓门理直气壮叫喊着。两个小时的演出时空，历史以另一种逻辑被再现，走进剧场的人们重温了历年的所闻所见、熟悉的事件与流行曲、熟悉的表情。

　 有人说，这是“张广天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新一轮作秀”。

　 两年前他掀起的格瓦拉风暴人们还记忆犹新。张广天等创作的一部话剧《切·格瓦拉》在全国各地的火爆公演以及由此引发的“切·格瓦拉热”，就曾使原本单纯的戏剧演出，最终衍变为轰动社会的“文化事件”。

　 更早，十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9级的外国文学课堂上，一位年轻瘦弱的流浪歌手抱着一把破吉他唱自己作曲填词的《毛泽东》。很多年过去，当年的新闻系学生中不少人还记得那种奇特的一字一顿的吟唱和吟唱中的那份执著和激动：“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冒着枪林弹雨走；毛泽东，毛泽东，跟你闲庭信步向前走。毛泽东，毛泽东，跟你谈笑风生向前走；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忧伤似海向前走！”

　 这首吉他伴唱的《毛泽东》现在已收进张广天的个人专辑。如今进入他的个人主页，任何人都很容易找到这类充满革命激情、怀旧情怀的文字。这个人似乎与红色联结在一起。

　 接受记者采访的张广天不讳言其借《圣人孔子》点燃新一轮“红色戏剧风暴”的野心。

　 记者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门见到正在派发《圣人孔子》演出宣传单的张广天，话题只能随着我们在北航校园里的行走中随意而混乱地进行。

　 “《圣人孔子》是过去30年中国思想史的通俗版”

　 张广天似乎一开始就游离主题，高谈阔论起“9·13林彪事件”和“9·11事件”。在他大段大段形而上的高论中，差点儿被侃晕的记者终于听明白了中心思想：他说的，正是《圣人孔子》所要表达的。

　 从发生在1971年的“9·13”事件到2001年的“9·11”事件，30年间的思想冲突、观念更换、生活变迁，在《圣》剧中被聚化为对孔子的解释。剧中，孔子在生活的每一次动荡中都被拿来比对解释一番，“这个戏里的‘孔子’只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极端符号”。

　 张广天说，“实际上，《圣人孔子》是最近30年间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通俗版。我想让人们正视：日益强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还有没有现代化的可能？”

　 在《圣人孔子》中，翻来覆去的是一代永远有理的时代先锋。当他们要谋杀孔子时，面对各样的说辞和诱惑，孔子都岿然不动。林彪事件后，在对孔子的荒谬批判中，孔子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从中得以复活。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和“子曰”的思想矛盾中，红卫兵长大了。改革开放后，他们要学习先进理论，扎了一个木筏把孔子送出海外———让他去别的地方讲道吧。再后来，他们要出国去，在一个佯装的自由女神引导下，他们说“再见，中国”。当他们回来时，口中操着有了另一种文化解释的家乡话说：“祖国，额（我）回来了。”

　 在这个戏里，张广天几乎把所有与思想有关的潮流都过了一遍，包括后来的“中国可以说不”、新左派，甚至包括前两年他自己以戏剧形式表达的对格瓦拉的尊崇，他都一一作了自我揭发。

　 “打击精英！我永远的出发点都是民本角度”

　 走到哪儿，张广天的衣襟上都会佩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这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张广天标签。而其作品，也始终充斥众多的革命化词汇，比如“革命”，比如“人民”。在他早期的歌曲《诗篇》中，就有这样的词：“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张广天因此被一些人视为“革命的鼓吹家”、“新左派”。对此，张广天断然否认。“我确实有左翼倾向。但我不是新左派！”张广天认为，不管是孔子，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左翼思想，他们一个大的价值观的共同点就是：民众立场，或者叫民本主义。“子曰”是对强者的戒律，“毛说”是对弱者的扶持，它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民本主义。“因此，不管我是站在孔子立场发言，还是站在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发言，我永远的出发点都是民本角度。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击精英！推翻精英控制话语权的局面！”

　 口口声声“打击精英”的张广天不把自己看成精英吗？“未必。我可能也是属于精英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在改造自己。这就是我的思想需要左翼部分来补充的道理。精英分子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多多改造自我。”

　 张广天挥着手中的传单说：“今天我们跑到大街上来发传单，就是我对自己的又一次改造。凭什么就因为你是导演，就让别人在烈日当头下去发传单，而自己躲在一旁凉快？！你写了一部戏，想让更多人知道，难道不应该尽量自己做更多的解释工作、尽量直接面对民众吗？”

　 尽管张广天一直标榜自己关注弱势人群的“草根立场”，但很多人注意到，走进剧场关注张广天及其创作的，并没有多少草根阶层。

　 对此，张广天辩解说：“那是因为目前的戏剧舞台还只属于少数有消费能力的人。只有当民众真正获得了戏剧舞台，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直接为他们演戏的机会。”

　 关于草根立场，张广天进一步辩称，鲁迅写的文章，拉洋车的车夫是看不懂的，一般知识分子也不易看懂，那么，何以说鲁迅是代表着“人民的立场”呢？是因为鲁迅的“人民立场”，是他对知识界、精英界错误思想的严厉打击，而其最终产生的价值观念则对民众有利。

　 “决不做矫揉造作的精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张广天不断地挖苦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便在新戏《圣人孔子》中，他也搬出了当年的红卫兵、后来的出国派，再后来的CEO、新左派，他说这些都是他看到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没出息，他们最善于跟风，他们喜欢一味地强调事物的外在变化。”

　 张广天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靠并不掌握多少资源的民众来实现。而这种民众现代化的价值观，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认识到。

　 “归根结底，我应该算是一个站在民众中间努力去进行一些创造工作的文艺劳动者。”而这项工作，被张广天认为“显然很艰辛，会有错误会有挫折”。但是，“这些错误挫折是容不得知识界来评说的。我不听他们讲话。这里面不存在所谓谦虚或骄傲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话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不管是搞革命还是搞文化，靠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知识界的作用很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看《切·格瓦拉》的人是吃了我的糖衣炮弹！”

　 2000年，由张广天等人集体创作、投资只有8万元的《切·格瓦拉》，从当年4月11日到5月20日，在京演出37场，场场爆满，几乎所有场次都有观众席地而坐。随后，《切·格瓦拉》南下北上，引发全国性的“戏剧地震”。当时，一些人争相购买有关切·格瓦拉的书籍，穿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戴格瓦拉的徽章，走进剧场为格瓦拉心跳并流泪。这些人被戏称为“革命时尚人”。

　 两年后的今天，张广天出语惊人：“让我说句真话吧：这些人上当了！他们吃了我的糖衣炮弹！”

　 张广天说，如果当初我只说《切·格瓦拉》要表现的是民众思想，这些慈善的知识分子不会来看戏。因此，我告诉他们，有一个非常时髦的人叫切·格瓦拉，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在西方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同等的欢迎，他甚至是摇滚乐和反社会思想的引路人。这样，小资也好，中资也罢，他们就都感兴趣了。实际上，格瓦拉的思想里裹挟的内核是民众解放。

　 《切·格瓦拉》收获了几乎同等多的板砖与鲜花。在一些人眼里，《切》被视为以“终结者”姿态宣告小剧场话剧“试验”、“先锋”阶段的终结，使一部戏剧上升为一次社会事件，把戏剧作为文艺社会论坛的功能放大到极致。也有人骂《切》是真实完全缺席的地方，是空洞可笑的口号剧。

　 而在张广天看来，捧和杀，都恰恰证明这出戏触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这就是鼓舞人心的胜利。对待这些年的骂名，一直不断抽烟的张广天吐出的还是那两句为人熟知的话：“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

　 关于“口号剧”、“活报剧”一类的批评，张广天说：“这些人根本不懂戏剧。戏剧是一个诗化的舞台，不是讲故事的地方。戏剧其实是一种公众仪式和公众诗歌。”

　 “作秀是一种民众文化解放运动”

　 张广天说有机会的话，他还要写一本书，教人们作秀的秘密。“我希望人们尤其年轻人要狠狠地作秀。因为只要大家掌握了作秀，知识界就不能再论资排辈。”

　 张广天认为，在一个信息、资源解密的网络时代，年轻人很容易获得直接表达其劳动成果的机会，谁也别惦记论资排辈的那一套。一名作家经营20年的文学宝塔，也许一夜间就被一个15岁的孩子给摧毁，此后，如何去经营自己就变得非常简单。

　 “我强调人人作秀。让老百姓都有机会去发言，那么，话语霸权就没了，再搞资源堡垒就不可能了，谁都得凭真本事吃饭。这样老百姓才能赢得一种公平竞争的可能性，谁也不必相信各色各样的迷信。新的秩序自然就建立起来，而这将是公平竞争的秩序。这就是‘作秀’的全部含义。”

　 张广天说，去年我一个人作秀，今年我要领着一班人作秀。作秀是民众文化解放运动。张广天感到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作秀的道理，无需拜师、做小跟班、仰人鼻息，只要知道法制渠道和话语权渠道，3分钟就解决作秀的问题。

　 在张广天的意识里，似乎总把自己放到一个孤立对抗的位置，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立面。指着身边走过的北航学生，张广天说：“随便你找一个小青年，他肯定会愿意听我讲如何作秀，如何打击精英分子对他的压迫。”

　 “老百姓不用知道谁是张广天”

　 张广天说：“和我捆绑在一起的是民众。他们和我在一起。我的队伍很壮大很广泛。”

　 但是，张广天所言的“我的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张广天？

　 “老百姓确实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张广天是谁，但我不遗憾，张广天只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当中的一员，他坐在人民中间，告诉他们：我跟你们一样在工棚里长大的，也是穷孩子。张广天心里想的正是你们心里所想的。”

　 张广天说，这些话，听起来像口号，但事实上道理简单无比：回家我是别人的丈夫、父亲或儿子，上火车我是乘客，进地铁里我是派发传单的。我和大家一样，都在混口饭吃，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活法。他本人相信，一个来北京打工的民工的想法，和张广天的想法别无二致。

　 从1990年至今，上海人张广天已经在北京浸泡了多年。在《切·格瓦拉》前的很多年，他一直在做电影音乐，靠稿费谋生。他说，《中国青年报》是第一个发表他的作品的媒体：“那是在1993年。你们报当时将我的《毛泽东》的曲谱歌词一字不改地发表，还寄来了30元稿费。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我一直将此视为很大的荣誉。”

　 客居北京的他不喜欢“北漂”这个词，“它带有歧视性”。“北京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北京只有两部分人，北京人和首都人。北京人就是祖辈生活在此的本地人，而其余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建设北京的人，是首都人，他们中间包括白领、文艺青年，但自然也包括了民工兄弟。”

　 张广天表示：“革命戏剧当然会坚持下去。不过，这种革命戏剧，不是你们理解中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戏剧材料的革命。”

　 张广天其人

　 1966年7月生于上海。1982年，就读于上海中医学院，1985年，曾组建“再见”创作组和“太阳同伴”城市民谣演唱组，为上海最早的民间现代乐队。

　 上世纪90年代初移居北京，从事唱片制作和影视戏剧的音乐创作。1993年，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为其录制出版了个人专辑。创作之外，张广天还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

　 代表作：朗诵史诗剧《切·格瓦拉》（导演、词曲）、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导演、编剧、词曲、演唱）、戏剧《红星美女》（导演、编剧、词曲）。

　 唱片、影视音乐、戏剧音乐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