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流行，将不限于该人群，会经该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或出现相反的传播。———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

　 在去青岛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张北川教授在做什么，只知道他研究同性恋，办了一本同性恋杂志———《朋友通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内部资料，是对“男男”性接触者进行艾滋病健康干预和教育的一个项目。

　 尽管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无偏见，但临行前，我还是向同事咨询，可不可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共同进餐，要不要自己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教授电话，说找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采访。长这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电影里，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同性恋，不知道他们什么长相，怎样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找张教授。

　 在大门口问警卫，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这里是教学区，根本没有性健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教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执行着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情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从业女性的艾滋病性病干预及研究”；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张教授是中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199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有卓越贡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知道呢？

　 无奈，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去，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果然，这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潮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破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奇怪，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预指挥部，怎么会是这样？

　 早上8点半，张教授推门进来，才53岁，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教授：“您就在这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1999年，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教授曾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文件给领导看，答复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女士说：“艾滋病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希望向每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艾滋病与耻辱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性爱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色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个人研究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教授，我的医学启蒙老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最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教授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1988年，他终生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与男子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力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辞职，一直未被批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一次政治学习，几个人‘批判’了他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羞辱他。事后我去看他，安慰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调查结束，领导说：‘所有认识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吵架，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从来不会吵架。’

　 “就这样，一个人的遭遇，使我开始关注一个人群，更使我认识到我们文明的缺陷。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热爱科学和人类生命的医生，遭遇了这种事件，都会为批判我们文化中的落后而奋起抗争。因为这也是保卫科学，保卫正义和理念，保卫自己的良知。”

　 在青岛，我有幸见到了张北川崇敬的这位老教授，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温文尔雅。通过和他的交谈，我了解了他的观点和经历。

　 这位老教授认为，在大街上你不难认出一名黑皮肤的人，在饭桌上你不难认出一个左撇子，但你能一下子认出一名同性爱者吗？肤色和利手都是明显的生理现象，但同性爱就不单是深藏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而且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性心理本身，它的质和量是可以用有关的各种“度”来表征的。一个人的性爱质量可以由多个谱系状态的不同程度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性爱到绝对同性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性爱为中点，可以分为7个依序的性别倾慕度（按金西分类），又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智慧的羞耻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性经历的深度等等，都是性爱质量的控制因素。这些“谱”和“度”都可以联系着同性爱来讨论。

　 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坦率地说：“人的爱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柏拉图式的，一种倾向于本能，而我是后者。”

　 在青岛，我还见到一位老者，他也是同性恋，人生经历尤为坎坷，但至今他仍用自己的退休金，供养着他没有工作的伴侣以及伴侣的妻子和儿子。我曾担心地问这位老人：“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些钱？”

　 他反问我：“留钱有什么用？”

　 我说：“养老呀，万一什么时候他们要走了呢？”

　 他淡淡地笑了：“如果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此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微笑着转身离我而去了。

　 “在公开场合，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

　 张教授对我说：“如同人的容貌必然有差别一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差别也是必然的，正常的，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罪恶。同性恋的出现首先与先天因素，包括染色体、大脑结构等有关；其次与个人出生后18—36个月的环境因素有关。治疗不能使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

　 他在论文中曾指出：“在经过100多年的科学研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即变态）。国际上的大量调查表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有恒定比例的人口是同性恋者，通常占人口的2％—5％。同时有大量非同性恋者有过同性性行为。据我国社会学家公布的对多个地区、不同人群大量的调查，我国有3％—4％的人是同性恋者，约3600—4800万人。”

　 国际著名性学家黑伯乐针对中国的一项调查也曾指出，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人有某些同性性行为，只不过是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原因说明中国人是例外的。

　 但是据了解，在中国，至今仍有刊物在介绍所谓治疗同性恋的“疗法”。

　 我问张教授：“那为什么专家学者不去堵那些卖淫、输血等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渠道，却强调男同性恋容易传染艾滋病，这样会不会遭到同性恋人群的反感？”

　 张教授笑了：“在多数国家，易于感染艾滋病者的顺序是：卖淫嫖娼者、男同性恋者、吸毒者。1981年，首先在美国的同性恋人群中，发现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是同性恋者。直到1995年，美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恋仍占半数以上。欧洲1996年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恋占45％，从同属东方文化的一些有较高比例华人的国家来看，艾滋病感染者中，30％是同性恋，我国港台地区如此，北京的比例也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对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恋人群缺乏科学的认识，导致同性恋者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性关系，而且多数适应了不稳定的性关系。因此，虽然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小，但远比一般人更易感染艾滋病。”

　 这时，突然有个小伙子推门进来，坦然坐在椅子上。张教授向我介绍，这是小尤，从外地出差顺便来看我，也是gay（在同性恋人群中，通常称男同性恋者为gay，女同性恋者为啦啦。记者注）。他让我和小尤谈谈。

　 面对这个文静的小伙子，我生怕不小心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小声问张教授：“可不可以再找个地方谈？”

　 张教授大笑：“不要紧，在这间房子里，你什么都可以问。”

　 倒是小尤很大方，主动向我说起他的经历。

　 小尤大学毕业，迫于家庭压力，和女友结了婚，而实际上在恋爱期间，他和女友除了拉手，甚至都没有接过吻。婚后第一次性爱，他感觉到的是一种灵与肉分离的痛苦感觉。他不喜欢女人，但是没有办法，他尝试着克服自己，却没有成功，他实在忍受不下去，觉得这样对不起妻子也对不起自己，结婚一年多，他终于以性格不和提出了离婚。女方不同意，觉得丈夫没有什么不好。但小尤始终不敢向女方说出真情，只好在法院托人办了离婚。

　 我问小尤：“那后来你有男友了吗？”“曾经有过一个，处了两年多分手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不好找，有时看到自己喜欢的，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同性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思，只能等着。有时出差到外地大城市，到同性恋聚集的地方转转，不敢轻易交往，很怕着上病。”“那现在就一个人过？”“没办法，只好这样。”“那你现在……”我很想问他怎么解决自己的性需求。

　 张教授赶忙接过来：“你看看，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正常异性恋青年男性，一周一次性生活是起码的吧，但是同性恋却只能这样自己熬着，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到那些公厕、公园、浴室，去寻找一夜情了。”

　 后来在《朋友通信》中，我看到一位同性恋者这样写道：“可以帮我介绍个朋友吗？笔友也行，我实在太孤单、太压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无法与家人和周围的人倾诉。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虽然也有一两个公厕可以找到同性爱者，但那似乎只是一种性的发泄，很难找到可以真正倾诉的朋友，我不愿去这种地方。生活中我要将自己伪装起来，感觉自己好像舞台上戴着假面具的小丑，表面上给人以快乐的感觉，可是心中的苦楚谁人理解？没有情感的交流，就缺少了生活动力，对前途感到渺茫，有时控制不住，真想去那几个公厕。”

　 另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为了父母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婚否、婚姻生活在一些单位是用人非常重要的一条标准）结了婚，妻子人挺好，可是婚后好几年和妻子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后来勉强可以，有了小女儿。在外人看来我有美满的家庭，可在我内心深处仍感到异常的孤独、压抑。我害怕给家庭、自己的前途带来伤害，不敢交固定的朋友。有时压抑太久，就跑到公厕之类的地方，随便找个人发泄一通。可是又害怕传染上艾滋病，给家人带来更大的伤害。感觉活着真累，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问张教授：“您看正常异性恋不也有许多单身？他们怎么不到公园公厕浴室去找呢？”

　 小尤立刻说：“至少他们可以公开寻找伴侣，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同性恋却不行，在公开场合，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咱们交往一下吧，这可能吗？”

　 据张教授调查统计表明，33.9％的同性爱者有过自杀的念头，13.7％的同性爱者有过自杀行为。调查还表明，男同性爱者一般性伴数为6人左右，多者数百人。而且男同性爱者相互交叉性行为也较常见。但调查又表明，74.5％的同性爱者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同性伴侣。

　 在《朋友通信》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同性爱者得了性病，却老是去公共浴室，惟恐别人染不上性病，有人批评他，告诉他这样更容易染上艾滋病，他却说：“染上更好，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得了艾

　 滋病死掉算了。我要是染上艾滋病毒，我会让更多的人也染上。”看了真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在某直辖市的同性恋者说，他的100多位朋友中，近3年内被证实因艾滋病已去世，或因艾滋病感染而自杀、入院治疗和“下落不明”的，已超过10人。

　 另一位已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性恋者则说，他所在的某直辖市，他去就医时多次遇到过“圈内”熟人。

　 “这孩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真不如死了的好”

　 据了解，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和一些国家制定了多种惩处同性恋者的法律，其中包括长期监禁和苦役，甚至将同性恋者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德国纳粹在集中营杀害了同性恋者30余万，他们以粉红色三角为标志，当时地位与犹太人相当。

　 但是在今天，仅在德国的汉堡，就有70多个同性爱组织，另外还有专为同性爱者开放的诊所、律师事务所、旅馆和商店。

　 在欧洲，你可以在繁华的火车站或闹市区看到醒目的“安全套”广告，而不是叫“避孕套”。人们从它的功能上已经改变了观念。

　 一位在美国一家银行供职的同性爱者这样写道：“我供职的公司里大约有300名中国同事，光我认识的男同性爱者就有9个，还有一名女同性爱者。我工作的部门每年举办圣诞晚会，晚会的请帖上注明雇员可以携带‘重要他人’参加，这个‘重要他人’既可以是配偶，也可以是异性或者同性伴侣。在我们这里，许多大公司、知名大学和高科技公司，允许雇员的同性伴侣在医疗保险等方面享受配偶待遇，而这项福利已经成为衡量该企业和公司是否跟得上时代步伐的重要标志。”

　 实际上，中国同性恋者最过不了的，是家庭这一关。

　 目前许多同性恋者，将出国视为逃避环境压力的一大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同性恋一无所知，或者心存误解。

　 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向父母坦白，自己对异性缺乏兴趣，结果父母越洋给他寄来一些增强性功能的中草药。还有的父母不知道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惋叹儿女在国外受了诱惑而学坏。

　 而在国内，同性恋者来自家庭的压力就更大了。一位同性恋者说：我的父母盼望我早结婚。大学毕业后，我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没办法，我终于找到一个愿意配合我的坐台小姐和我搞一次假结婚。我给了她几千块钱，像模像样地在家乡举办了正式的婚礼，还照了结婚照，摆在我的住房里，我与那些已婚者的惟一区别，就是没有一纸结婚证书。

　 对我的结婚，父母仍有许多疑虑，他们一再问我，妻子怀孕了没有，什么时候有孩子。不得已，秋天我探家时，只好又对他们说离婚了。我的“离婚”对父母伤害很重。我姐曾问我为什么搞假结婚，我说每次看到母亲那种期待的眼神，我就心痛。

　 一位同性恋者给朋友写信，讲了同性恋的事，信没写完，就被父亲发现了，当时他的父亲一边怒冲冲的喊他，一边去厨房拿菜刀要砍他，吓得他跑了出去，几天没敢回家。

　 一位同性恋者的父母带着自己20几岁的儿子来找张教授咨询。当着张教授的面恶狠狠地说：“这孩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真不如死了的好。”

　 “只要你过得好，你幸福，我们就快乐”

　 因同性恋议题，张教授从1994年至今，已给当事者写了大约8000封信，他手边保存的1万多封同性恋者的来信中，不少人谈及了与双亲、兄弟姐妹的关系，其中有些父母，已经较好地接纳了自己的同性恋子女。

　 一位军队干部曾多次来电话，他们夫妻两人希望帮助21岁的儿子与其他同性恋者建立联系。

　 一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说：“我母亲曾在某国家机关做领导工作，我不愿作违背良心、不负责任、不道德的事———结婚、成家、生子，这得到了我伟大母亲的支持。她看了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后，明确支持我的生活选择。有时候，她与认识我的老同志们讲到同性恋，还以我作实例。她说，你们也认识我的儿子，他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很长时间，政治原则强，工作表现好，很踏实。他有什么不正常？”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比较幸运，他说：2001年初，我回家探亲，我母亲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家女性。我把自己喜欢男孩的情况告诉了她，她很冷静，问我是否遭遇了什么打击，或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我告诉她没有那类原因，我现在已有了男友。母亲问我是否爱对方，我说确实很爱。母亲说，只要你过得好，你幸福，我们就快乐。父亲对我的情况不十分理解，母亲劝他说：“你不要逼孩子，孩子够苦的了！”

　 有专家指出：同性恋是一种本能，靠教育、管制、压制、惩罚都不能遏制这种本能，动用强制力的惟一后果是使同性恋者的感情和生活极不稳定，也极不健康，不少人就在公厕苟合，没有尊严，却很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中国的人口绝对数最大，同性恋者当然也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这一群人，不应该再生活在模糊中。

　 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社会学家刘达临认为，在全世界，比较公认的性道德评价就是四个字：自愿，无伤。就是说性交行为，也包括同性性行为，首先要自愿。不自愿的性交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还有无伤，就是双方自愿，但不能伤害对方，伤害他人，伤害社会。

　 一个在国外生活十多年，回国开同性恋酒吧的老板说，国内到同性恋者活动场所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同性恋者，只是混在其中做性交易生意；还有一部分人奇形怪状；一部分同性恋者有相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又怕暴露个人隐私。这使得一小撮不良分子锁定了这批特定人群，疯狂进行敲诈和勒索。而我们的执法部门却没有相对成熟健全的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从而使得这个特定人群的现状令人堪忧。

　 一位同性爱者认为：中国《刑法》对“流氓罪”的细分化和“法律没有规定的不算犯罪”的司法原则，已经把不触犯有关法律的同性性行为排除在“有罪”之外。从有关的法律文件和公开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警方对一些敲诈、勒索同性爱者合法人身权益的保护态度。应该说，这是用科学的态度和先进文化的人道主义认知态度初步形成的新的国情态度。

　 “我们都干什么？和你们一样呀！”

　 离开青岛的那天，正好一些同性恋志愿者要在张教授那里集中起来邮寄《朋友通信》，我也赶了过去。上午9点，小伙子们陆续来到这里。我惊讶地看着他们健康明朗的样子，和张教授开玩笑说：“您真不像话，身边简直是美男如云。”大家都笑了。

　 张教授指着两个漂亮小伙子对我说：“他们就是通过《朋友通信》认识的。”

　 我问其中一个：“你们两人在一起谁更爱做家务，下班谁来做饭？”

　 他说：“我们都很爱干净，都抢着做家务。”

　 我说：“时间长了就不是这样了，女人做家务时间长了，心理也会不平衡的，你们可要分配好了。”

　 大家都笑我：“那因为你是女人。”

　 那天，我和他们在一起，贴邮票，粘信封，随便地开着各种玩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反倒很轻松。

　 在青岛期间，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张教授去讲课。张教授问讲些什么，对方吞吞吐吐地说，就讲您研究的那些。张教授笑了，我研究好几个专题，有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有妓女卖淫等问题，究竟讲哪个呢？对方仍然不好意思，说，就是这些。张教授又问，你们是不是想让我讲同性恋者与艾滋病问题？对方这才回答，是。

　 张教授说起这件事很是感慨，作为医学院的学生，是研究科学的，可是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居然就说不出口。

　 那次和张教授一起走上讲台的，还有一位叫智同的中年男同性恋者，当时他坦然地面对着200多名医学院的学生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大家可以把我当作解剖床上的一个标本，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没一会儿功夫，下面递上来几十张纸条。

　 有学生问：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不是见到男性就会激动？

　 智同反问：你是一个异性恋者，你周围有许多女同学，你见到她们就激动吗？

　 有学生问：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你真的对异性从来没有产生过兴趣吗？

　 智同又反问：作为一个异性恋者，你对同性从来没产生过兴趣吗？

　 有学生问：男同性恋者是不是都有些娘娘腔？

　 智同看到这个纸条时摇了摇头，仰起自己棱角分明颇为男性化的脸问大家：你们觉得我有娘娘腔吗？

　 学生们都笑了。还有学生问：你们同性恋每天都干什么？

　 智同瞪着眼睛看着大家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我们都干什么？和你们一样呀，你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吃饭，看书，上班，唱卡拉0K，去商场买东西。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是没有区别的呀。

　 当时我和张教授一样，也产生了许多感慨。其实学生们的不少疑问，在我心里也存在着，只是学生们把它说出来了而已。我明白当前心存这种疑问的是大多数人。虽然说起来只是性取向不同，但是要让人们接受这“很正常”，在中国，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由此我才深深体会到，张北川教授所开拓的事业，的确是最需要勇气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