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推出《唐浩明文集·九卷本》，其中包括《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同时岳麓书社将出版《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人称唐浩明是“天下之变激情演绎晚清三部曲，鉴古今世事洞明煌煌九大卷”。

　 这3部作品风格大不相同。唐浩明说，其实写大著作肯定不同，这部与上一部不同，正说明作家的生命力和丰富性。而这3个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其丰富性：曾国藩在清末时期，大厦将倾，励精图志。《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正名；杨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人物；而张之洞是最早办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的人物。所以在唐浩明的笔下，他们有的激情澎湃，有的锋芒毕露，绚烂之极终归于平淡。

　 这10年，唐浩明把心血倾注于这3个人物之中。有人说二月河写的是“明君”，唐浩明写的是“明臣”。唐浩明不以为然。他说，我选择他们不因为他们是达官显贵，因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唐浩明说，曾国藩、杨度和张之洞都是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年代。其时内忧外患，危难重重，他们本身也深具影响力，都深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且试图改变这命运。比如曾国藩，就很了不起，他是中国文化最后的沉淀。我认为如果在中国近代史中从文化上划一道线，曾国藩应是一道分界：在他之前有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是地地道道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在他之后是孙中山、毛泽东。

　 他说，我首先选择的人物都是中国近代史人物，我不想选择那么久远的年代，那样共振共鸣会差一些；我选择的历史背景和我们现在的历史背景也有某些相近——“洋务运动”本身也是试图让中国与世界接轨，其中心目的是富国强民，与当今的改革开放有类同之处。再者，如果选择一些市井小人物，恐怕广阔社会场景是带动不起来的。

　 有人概括历史与唐浩明的关系：唐浩明尊重历史、沉浸历史与激活历史；历史也为他提供了无尽宝藏和机缘。

　 对于历史小说的看法，唐浩明说，评判历史小说有两个框架。一个是公共的框架。因为人们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学的创造只能严格在这个框架之下铺陈———你总不能把慈禧写成男人吧。文学应该尊重这个游戏规则。另一个空间是私人空间。文学想像可以附着在一个历史事件之下。

　 在唐浩明看来，创作的过程有两步路：第一步，是对历史熟悉的过程。其实这是在做着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以研究者的态度掌握历史。在熟悉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说，应该具有对历史独特的看法和独到的心得———所谓吃透笔底时代，吃透笔底人物和当时的时代精神。第二步，是以文学的方法描述历史。唐浩明认为这是最困难的。因为要把死的变为活的，平面的变为立体的，松散断裂的变为连贯生动的，并且要有风云翻卷的气势。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学习历史的，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研究先秦史，后来编辑《曾国藩全集》。所以他说：我应该感谢历史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