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晚9时，北京三里屯“男孩女孩”酒吧。如约前来的王先生刚一落座，就否认了自己就是“那个中学生”的说法。老王现在是朝阳区三里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个中学生”的“勇敢行动”曾在北京备受赞扬：七十年代的一天，北京一条大街上，一个中学生勇敢地冲上去，“命令”一个老外把胶卷扯出来曝了光。“这个老外为什么要拍卖冰棍的老奶奶？为什么要拍地上的冰棍纸？这位新中国的中学生心想，这损害了我们伟大国家的光辉形象。”当时的报纸盛赞“那个中学生”，同时也教育国人对老外要“不卑不亢，严守秘密”。“我知道，有人说我就是那个‘傻青’。”今年40多岁的老王笑着对记者说，“现在我还不够开放，不希望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不过，我们像他们那么大时，哪个年轻人心里没点‘为了国家的形象，冲过去扯胶卷’的冲动？”老王喝着“科罗纳”啤酒，目光盯着在舞台上摇晃的新锐歌手。记者注意到酒吧里的这对“中外”组合：从相貌看，吉他手是个毋庸置疑的“老外”；主唱，一头金发，面孔却很中国。流利的英文演唱间隙，他用更流利的汉语报幕。

　 灯光。老外。与纽约同时流行的音乐。带耳环的长发男人。在小小的三里屯，这样大同小异的酒吧有78家。我们谈话的同时，老外进进出出。隔壁大大小小的桌上，中国的年轻人和同桌的老外，有着不同的聊天组合。

　 不知多年前从北京发回报道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看到此情此景作何感想。这位记者在1980年12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评论：外国人来到中国，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人的“客气”，或者说是过分的殷勤；第一次见到“活”老外的孩子，举止有些忸怩不安。

　 其实，就在1995年，当第一家酒吧在三里屯开业时，中国的一些官员们还经历了一点“忸怩不安”。在三里屯工作了近20年的老王说：“那晚，碰巧我值班，区政府来电话说，有人反映，三里屯聚集了几十个老外，公安马上来了。”

　 老王回忆：“我们到了酒吧门口也不敢进，觉得里面灯光太暗；公安局的同志进去溜达了一圈，出来说，外国人只是在喝酒聚会。”这晚“不了了之”后，各种名字的酒吧，逐渐开遍了北京，三里屯也写进了外国人的歌：“中国年轻人，有了夜生活，三里屯的日子和我们一样过。”

　 而在更时尚的上海，距中共一大会址几百米外，就是一个酒吧扎堆的地方。那里的老外和上海的白领摩肩接踵，同桌共饮。

　 中美两位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和巴尔舍夫斯基曾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了三年。两位当年的谈判“对手”又坐在北京的同一张桌上，不过身份都有了改变。

　 龙永图说：“多哈会议时，你不在场，没有亲自品尝到这个果实。但是，你是种树的人，中国人不会忘记。”

　 脖上缠条杭州丝巾的“铁娘子”感叹：“那真是一个艰难的谈判，我为此工作了8年，而你工作了13年。每次听你讲话，我都希望我的英文与你的一样好。”

　 伴随着“入世”的“嘴仗”，更多普通的中国百姓熟悉了一个新词：“双赢”。今年8月，龙永图在一个公开场合透露，“双赢”最早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他转述领导人的话说：“谈判怎么能是你死我活呢？为什么不能双赢呢？中国人在那些年代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观点，需要改改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洪大用评论道，这说明我们开始逐渐有了健康的大国国民心态。他说：“中国人在一段时期里，讲究不计成本的斗争，其实是国民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仇恨与媚外，都是两个极端的表现。”

　 洪大用是中国本土脱胎的社会学博士，而社会学曾在中国多年被划为“禁区”。“如今出去的人多了，来的人也多了，中国人的心理越来越‘正常’了，越来越‘见怪不怪’了。”

　 今天，洪大用的同事和弟子，有研究同性恋的，也有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其实，宽容来自自信，自信来自实力。”洪博士挥着手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