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文有站在一辆擦得铮亮的加长红旗轿车前，脸上笑容绽开。

　 过去，这辆红旗轿车是毛泽东的专车，今天，它成为这位农民企业家的收藏。

　 10月15日，雒文有抚摸着这件收藏品对记者说：“20年前，我开着东风车进中南海送苹果，第一次看到了红旗车。当时心想，能摸一下该多幸福啊。真没想到，我这个农民现在能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坐过的红旗车，这全托党的富民政策好！”

　 今年46岁的雒文有靠跑个体运输起家。只因20年前中南海的那次红旗车情缘，他成了国内老爷车的超级“发烧友”。几年前，他费尽周折，出资收藏了“一汽”当年专为毛主席制造的这辆长达10米的加长红旗轿车。

　 今天，在河北省承德市安匠村雒文有的院子外，当年象征至尊的这辆红旗车已褪去神秘的光环，回归它本来的价值。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程为敏评论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是以行政级别、身份、地位等条件来调节、分配社会资源的。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市场规则正在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市场竞争规则带来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一种公平、竞争、自由、平等的关系。在市场上，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其他什么人，不看你的身份、级别，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你想要的东西。”

　 今天，这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在北京站 T31次列车软卧车厢里，66岁的浙江石油总公司退休职工徐家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是一个普通职工，十几年前我的级别根本不够坐软卧，现在有钱了，享受一下软卧没什么稀罕的。我来时坐的是飞机。”

　 这个车厢的列车员孙一虹在一旁佐证：“以前乘坐软卧车，必须有厅局级以上级别的证明。现在的软卧车厢，70％以上的乘客是老、弱、病、残、孕等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只要你买了软卧票，不论你是工人还农民，我们一样欢迎。”

　 电话曾是某种身份的象征。曾几何时，那个略显神秘的“小盒子”，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今，全国电话普及率已达30.22部／100人，用户总数达3.8亿户。固定电话和移动用户均居世界首位。

　 刚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刘可感慨说：“大四这一年，简直就是手机普及年。大一时，班里只有个别人有手机，今年毕业时，全班大多数人都成了手机族。家里装固定电话就更方便了，前几天我通过网上申请，仅两天，新家的电话就开通了。”

　 住房面积曾是家庭身份级别最显著的标识之一，如今这一标识变得含糊不清。

　 今年35岁的李先生，就职于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不久前，他在朝阳区管庄附近买了一套280平方米的别墅。而他的父母曾经都是厅局级干部，现在仍住在当年按级别分配的一套92平方米的单元房里。

　 站在自家别墅前100多平方米的草坪、花圃前，李先生优哉游哉。“现在住房面积不再受以前条条框框的限制了，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住多大的房子都没人管你。”他手指眼前的别墅区说，“这里的住户很多是年轻人，没有一个领导干部。”

　 等级、身份的破除无处不在。昔日庄严的政治场所也向国人撩开神秘面纱。北京人民大会堂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产品推介会、电影招待会等。从2001年春节开始，钓鱼台国宾馆首次面向社会提供年夜团圆饭服务。对此，国宾馆公关部负责人王女士记忆犹新：“普通市民一家子来吃年夜饭的不少。年三十，国宾馆就像一个热闹的大家庭。”

　 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深圳市，近日再开风气之先。该市推出的《职员管理办法》，将首次打破事业单位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将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规格和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程为敏副教授对此评论说：“此举如果推向全国，将使计划经济遗留至今的级别、身份制度，发生根本性动摇，其意义非同寻常。什么时候，行政级别失去其全国通用的价值，能力社会就会脱颖而出，社会评价标准也会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