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交通拥堵，私家车却依然迅猛增长，于是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对此，北京市长刘淇表示，政府不会停止私家车的增加，而是要提高北京交通的整体管理水平。预计到2008年，北京市民将会有60％的人出行选择公共交通，20％的人选择小汽车，20％的人还是骑自行车……

　 另一则报道与之“相映成趣”：江西南昌“封杀”电动自行车的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一片议论，特别是已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纷纷表示难以接受。许多人认为，“封杀”来得太快，即使要电动自行车退出市区，也应给一个“缓冲期”；有的人电动车才买了不到一个月，现在不仅被禁止上路，还要被收缴。他们问：“我购车花的2500元不就打了水漂么，这笔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同样是政府行为，同样事关城市交通管理，同样是为了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优化交通资源配置、提高交通效率，但北京市和南昌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出发点、理念抑或说思维方式是明显不同的。

　 可以这样解读北京的思路：在开放的现代商品社会，人们享有选择交通工具和方式的充分自由，但身为交通消费者的人们，同样也具有充分的经济理性。是选择公交更经济还是购买汽车更惬意，各人自会算账，并做出明智合理的选择。

　 作为从社会效益、宏观效率出发考虑问题的政府，假如想控制私家车数量，其实根本用不着下什么禁令，只要在改善公共交通上下工夫，调整公交与私车之间的“经济性”比例就行了，多数市民自然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公交。同时，也可以有理有据地调整私家车占用整体交通资源、环境资源的成本费用。纵然在很不“划算”的情况下仍有人想开私家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交通消费者自然会有相应的选择概率。

　 而南昌“封杀”电动自行车又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思路呢？说来似乎并不复杂：借助于行政权威，规定人们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

　 不管是城市交通管理还是其他领域的事情，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时，确实应该转变观念和思路，或者说应当把现有观念、思路放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做一番“检讨”。这不仅事关政府形象和威信，事关政府政策中“以人为本”的含量，而且也是一种大势所趋。

　 怎样转变观念和思路呢？笔者以为，主要是逐步摈弃在计划经济年代用惯了的行政命令、“一刀切”方式，多采用促使百姓自主选择、多元化选择的方式，以此温和、自然地达到政策目标。

　 南昌“封杀”电动车的做法之所以不被理解，盖因未能摆脱强制命令之嫌。即使封杀令愣要执行，也不可能温和、自然并让市民口服心服。假如政府真的认定电动车弊端多多，完全可以用经济思路制定相关的调节政策。

　 例如，计算一下电动自行车在整个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各种成本（诸如占道成本、因安全性能不好造成的医疗成本、为交通管理增加难度而形成的管理成本等等），然后确定一个合理的附加费用，拥有和准备购买电动车的人自然会细细算账，相当一部分电动车无需做任何思想工作，自然会被“淘汰”出局。至于少数人放着舒适、快捷、便宜的公交车不坐，非得骑着电动车“过瘾”不可，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正是多元化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