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年代，单位就是一个人的天。”10月14日，从铁路局退休的老彭见到记者还在抱怨：他动用了一生积累的人际关系，把儿子安排进一家国有单位，儿子工作不到两年就辞职下了海。

　 老彭的工作履历简单得只有一行字，一个单位涵盖了他40年职业生涯：在单位找对象，在单位结婚，住着单位分的房子，过节从单位分米分油分肉，生了病就去单位的医院看，儿子女儿是在单位的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长大的，接着又上了单位的附属中学……现在，老彭还从单位领着退休金。

　 老彭和单位的故事，也是绝大多数五六十岁中国人的故事。单位，不仅制造产品，还制造着人生。

　 网上流传着一首改编的民谣：“世上只有单位好，没单位的职工像根草，离开单位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以写作谋生的王小波就遇到过没单位的尴尬。1996年，他参加一个笔会。有位领导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作家想了想说：“我是一个酋长。”

　 年轻人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头一次领回男女朋友，家长劈头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在哪个单位上班？”

　 对此，一位社会学者评论说：“多少年来，单位在中国不仅意味着福利，更是一个城市成年人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源泉。”

　 1998年，张玉涛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分进了北京的国家机关，然而，他没能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中国城镇职工享受福利分房的甜蜜历史从此终结了。

　 远去的不仅是福利分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的相继出台，使计划经济年代遗留给单位的最后的福利，正逐步取消。

　 对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说：“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逐步把职工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人’。”

　 据这位官员介绍，仅中国“一汽”，过去就有17个托儿所、24所中小学、一所中专、一所大学，再加上一所警备学校，还有公安、消防等等。“一汽”每年要拿出5亿元，才能养活9600多名后勤人员。“本来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都背在了企业和单位身上，企业驮着比它的身躯还要沉重的负担，步履蹒跚，不改能行吗？”这位官员摊开双手发问。

　 上海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给职工太多溺爱，这种母爱般的温情，造就出一批捧着铁饭碗不思进取的人，严重影响了人才流动。他说：“它最大的一个不好，就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效率为代价。”

　 眼下，随着国企改革和住房、医疗、养老、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化，职工对自己单位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弱，跨地区流动和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跳槽”正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逐渐洗去“单位铸造”的烙印。

　 高灵是北京奥普浴霸公司的总经理。她原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从单位辞职后闯荡京城。谈起现在的生活，她说：“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25岁的刘燕，已经做了两年的“ S OHU”一族。她的名片上印着“独立制作人”的头衔。她的工作是寻找自己喜欢的话剧，然后把它搬上舞台。不过，她并没忘记给自己买一份医疗保险。

　 今天，北京市的退休职工朱秋萍大妈已不再发愁：她原来工作的企业经营困难，前些年养老金经常要拖几个月才发。现在，只要跑一趟附近的工商银行，就能按月拿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让众多的朱大妈们可以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

　 连养老金也不再只是“单位人”的专利。2001年11月28日，从外地来南京做钟点工的胡金梅，从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叶瑞云副局长的手中接过社会保障卡。南京市通过制度创新，让“没有单位的人”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将10万“社会人”纳入社保这个保护伞。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说：“人的社会化既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