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由中国作协和广东省作协联袂主办，一批专家学者对广东文学近年走势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广东文学展现了南中国2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横切面，广东长篇小说的历史价值不可低估，它们勾画了20年来南中国发展及其精神轨迹的基本轮廓。

　 本次研讨主要以9部近期出版的广东长篇小说———《告别残冬》、《神仙·老虎·狗》、《世纪贵族》等为话题。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从农村到都市，从特区到山区，从国企到私企再到乡镇企业等，从社会体制到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内容触及经济、政治、文化、情感、观念。它们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部详尽的资料，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它们不图解改革，而是把深层次问题艺术地表现出来，描述了现实中国在社会转变时期的焦虑和困扰。

　 广东自古是“得风气之先”的一片热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大事件均发端于广东。林则徐虎门销烟、康梁变法、孙中山推翻帝制、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直到改革开放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中西方文化的交汇撞击，造就了广东人独特而斑斓的生存状态。而南粤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交融碰撞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为当代广东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家巷》、七八十年代的《香飘四季》和新世纪的《大风起兮》，成为广东文学的脊梁。10年浩劫结束不久，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代价》等成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推出反响巨大的改革开放题材作品《商界》，后被改编成影视剧。

　 评论家张颐武认为，广东文学表现了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迅速崛起，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而在文学领域，只有早期的文学作品，如茅盾先生的《子夜》较为集中地表现了资本的力量。近年来的广东文学影视作品，尤其注重对商界、经济领域及资本力量的深度扫描，充分展现了资本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广东文学尤其注重对地方政府力量的表现。地方政府是当今政策强有力的推进者与带动者，它能够充分调控当地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广东正是在经济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十分活跃和重要的角色。

　 许多青年读者认为，广东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密切关注“在底层”的人们的力量。一位24岁的广东聊天室的网友是广东某镇的宾馆服务员，他看过描述广东村镇的长篇小说《红莲·白莲》。他说，它是一部来自改革开放前沿村镇的最确切的传真报告。打工仔打工妹们具有一种强悍的前冲的力量，他们在前冲的力量中也包含有个人欲望。《大江沉重》等作品也充分地展现了这些“在底层”的人们的强大力量。

　 以往，人们对于广东文学影视作品有误解，总认为它们有“老三样”———走私、贩毒、二奶。其实广东作品对于现实是讲求“真实性”，也是“有思考的”、“动了脑筋的”。广东文学对社会道德评判体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生活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现代意识贯穿于各个情节之间，对某些“新”问题进行思考和客观地品评。例如对新“金钱观”的客观呈现，如作品涉及“求爱一样求富”、“有偿温柔”、“把经济搞活，把爱情搞死”等，都既生动反映出南中国的语言特色，又折射出现实中的金钱观和价值观，表现了社会巨变时期，人们对于文明、价值、人生、金钱等认识的重新建构。

　 在北京沙滩一个图书读者服务部中，一位读者说，目前许多都市人都“飘”在城市的高楼和灰色的街道之间，而广东文学沉落下来，“它是具有重力的”，有着极强的责任感。这种对于现实社会“直击式的表现”，让广东文化通过电视剧、电影向全国辐射。

　 另一种意见对广东作品提出了批评。评论家白烨认为，广东文学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但作品文学性不足，纪实性有余。有可读性但无经典性”。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胡平说，以往“三家巷”式的广东风格是精雕细琢的，广东菜肴都是以细腻著称的，广东的文化历来有其细巧精美的一面。但目前广东的长篇作品，虽勾画出20多年来南中国发展的草图，却“大有余而小不足”，对于细部十分忽略。他说，历史都是由每一个细节连结起来的，生动的故事会更吸引年轻人。希望广东文学也可以在宏伟中展现其细小和精美的一面。

　 评论家何镇邦认为，广东的文学作品具有报告化倾向，《红莲·白莲》资料化倾向严重，如何把主旋律与艺术表现、主旋律与可读性相结合，如何将“创作的主体意识”与改革快节奏结合起来，是需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