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们没有按计划上课，原因多种多样，或忙于行政任务，或参加各种会议，或因名目繁多的社会兼职而忙于应酬，或为了给研究生一个锻炼的机会。有时本科生一个学期都很难与教授打个照面。不可否认，这种做法为研究生的科研和教学提供了锻炼机会，但是给我们本科生造成了损失。在某些教育专家大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在校大学生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大打折扣、任意践踏吗？”

　 ———《一个大学生对教授们的呼吁：你们别再“逃课”了》

　 终于有人对大学教授提出非议了。詹学伟的《一个大学生对教授们的呼吁：你们别再“逃课”了》（11月4日“青年话题”），敢于披露某些教授不正经教课的时弊，是一篇对高等教育负责任的批评。

　 曾经有一位教授上书，对大学生成绩逐年下滑表示忧虑。媒体为此发过不少评论，批评大学生不珍惜时光刻苦读书，所言固然不错，但毕竟只言及教学中“学”的一方，没有触及更重要的一方，即“教”的一方。教与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双向活动，如果教授的教学质量也逐年下滑，怎能企望学生的学习质量逐年上升？

　 某些教授的教学质量，的确有逐年下滑的趋势。詹学伟批评的“逃课”，其实只是一点而已。不“逃课”的教授又怎么样呢？好的也有，但少有。早几年，就有人对三所高校教师做过一次专题调查，教学好的只占5％，较好和一般的占21％，而教学差的比例高达74％。这其中就包括教授在内。实际上，现在有的教授还不如讲师，无论处理教材、讲授方式、教学效果，都比不上讲师。而差的表现，主要是只客观地向学生解释现成的知识结论，缺乏对知识的体验、领悟，教学中师生之间缺乏认识、情感的冲撞和沟通，课讲得没有滋味，学生所获、感悟甚少。据我观察和听到学生的反映，有的没有学术个性，照本宣科，哪怕“本”子已经陈旧，也不管观点应该修正；有的不认真备课，甚至一本讲稿讲几年，没有新见解新材料；有的信马由缰，东扯西拉，天南地北侃大山。诸如此类，哪有教学质量可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授个人的原因外，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高校建设中，无论学校，还是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评估看上去极为严格，学校规模、学生数量、专业设置、教授多少、讲师多少、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藏书量、科研成绩等等，都详细进行检查验证，应该说是细致的。但是对教学却很少进行过评估检查，也很少倾听师生对教学的意见。没有一流的教学，怎么会有一流的大学？

　 第二，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责任制度。教授、讲师、助教，毫无疑义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在哪里？科研也许能拿“论著”来区别，但教学上的东西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为什么要强调教授上课？因为教授讲课有其独特的风格，能够提纲挈领将一门课的特点做出与众不同的准确概括，能够深入浅出地把深奥的学术研究做出生动的描述，能够激发学生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兴趣和欲望，等等。同时，教授授课应该编写讲义，而所谓通用教材只能提供参考。如果做不到，就是把教授逼上讲台，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再强调也无意义。

　 第三，现行的职称评聘制度重科研轻教学。有人说，评职称，论文是硬指标，教学是无指标。教学再差，论文够数就能滥竽充数；教学再好，论文不够数，职称门外边呆着去。而评上了也就聘上了，聘上了就什么都有了。这种评聘制度，如果不彻底改革，想要教授名副其实，难！

　 写到这里，想起基辛格的职称。人们都知道基辛格是博士，其实他也有教授资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承担教授的职责。他出任国务卿之后，离开了教授岗位，按规定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就不再是教授了，但依然具有教授任职资格。从国务卿卸任下来，他果然想回哈佛当教授，但被哈佛拒绝，因为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而不履行教授任课职责的教授，哈佛不需要。

　 什么是职称？基辛格的例子可以解释得很清楚，即只是一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认定。我们为什么要搞成终身职位？不具备教授资格，就不要当教授。有科研能力的去研究所当研究员好了，为什么偏要当教学不合格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没有“大师”就没有大学，没有“大师”品格就没有大学。大师品格者何？善于把学生引领到科研最前沿，领略世界科研最新进展的风光；善于启发学生思维，产生碰撞的火花，创造探索讨论未知领域的氛围；善于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授治学方法之要领；善于在讲授和实践中给学生以人文关怀，让学生体会和养成人文精神。这就是大师的品格。如果没有这种品格，即便有一流的大楼，一流的设施，大学充其量也只能是“大”字号的中学，连办本来意义上的大学也难以合格，更不必说办一流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