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到减负，对象总是指向民间。譬如减轻企业、农民、市民的负担等等，各级政府则扮演让利的角色。

　 改革一路走到如今，减负的内容与对象、内涵与外延也该有所扩大了。政府除了减民负，自身也得抓紧减负。

　 《中国青年报》11月20日刊登的《广州服务费回归市场本位》一文，就属地方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自我减负的一则实例。从下月起，广州市饮食、娱乐业价外加收服务费的限制将取消，收不收与收多收少，一概由经营者自定，接受市场自主调节，物价局放弃定价审批，改由对明码标价进行监管。

　 广州市物价局此举是回归“政府本位”的明智选择。这个局对价外服务费的审批监管始于1994年，面对成千上万的经营主体，它哪里能管得过来，又何曾真正管好过？价外服务费收不收、收多少，本来就该属于经营者自主选择范围内的事情，由“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营者绝无可能长期胡来、漫天要价。政府在市场中的本位是履行监管职能，具体到竞争性服务行业，监督好经营者明码标价才是本位。

　 政府自身减负，就是把可以借助市场调节解决的事统统还权于市场。政府管的事儿少了，负担轻了，才有可能充分履行行政执法职能，把有限的、的确该管的、使用成本很高的行政监管职能用好、用充分。也只有如此，政府才能成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自由与效率有天然的联系。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有效率（益），首先受益于市场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意志靠边后，各种经济要素在市场调节下得以充分自由地流动与组合，使同样的要素产生出比计划经济下高得多的社会生产效率（益）。政府自身减负，其实质又可看做政府还市场以自由。市场一自由，“看不见的手”才可真正发挥调节作用，自由而高效的经济运行状态才会出现。

　 政府自身减负具有现实意义。百姓眼里，现在的政府部门仍然冗员过多、效率不高。官员们却感到委屈，“我们整天忙碌，个中甘苦由谁体谅？”

　 民与官的认识差距之大，余以为，在于许多部门与官员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属于“瞎忙活”。管了不该管的，做了不该做的，忙活了半天，百姓不认可不说，反而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政府部门消肿难，除了部门既得利益难割舍，就是自身负担重。所以，消肿有赖于先减负！

　 政府要想减民负，同样需要先（至少须同步）对自身减负。不必要的行政监管一多，监管的随意性、不规范必定相伴相生，就很难避免出现扰民、敲民现象。受管者为避免被扰、被敲，自然会以“小损失”避免“大损失”。执法腐败就又多了一块滋生的土壤。

　 道理就那么简单，减负却仍然很难。时近年底，各种由政府部门组织的看似热闹、实乃无效（或正面作用极为有限）、消耗民脂民膏还逼着基层弄虚作假的专项检查、专项评比之类的负担，能不能借贯彻十六大精神的东风也减一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