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25日电

　 今天，是巴金老人99岁生日。我们在此向他致礼。

　 巴金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自1928年在法国初创处女作《灭亡》，至写作《雾·雨·电》、《家·春·秋》、《寒夜》；从与萧珊1936第一次见面，展现他生活中具有亮色的一面，至“文革”期间备受摧残；从“文革”后的痛切反思，到结集出版《随想录》，巴金老人的漫长人生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而不止是文学史的一部缩影。

　 病卧已久的老人，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今天，许多人谈起他们心中的巴金。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0世纪中国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巴金作品都有超越文学价值的思想价值

　 巴金是仅存于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作家。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不仅包含着对他文学作品的认同和欣赏，还包含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凭吊之情。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者，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大作家已经基本凋零的时候，还能使人们和那个年代联系起来的，只有巴金。可以说，巴金是联系当代人和“五四”文学的活的纽带。

　 巴金写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活跃的时期，在那个“激流时代”，这部作品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正是这一作品，将“五四”精神真正青春化，构造了一种激情洋溢、青春激扬的文学。可以说，直到今天，巴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和意义，它号召人们永远追求青春，永远充满活力。

　 从1978年开始直到1986年，作为一名老作家，巴金又先后写出150多篇随笔，结集为《随想录》。这些随笔很难说是标准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多数只是社会文化的评论和对往昔的追忆，但作品再次提倡的“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中国思想解放的关键时期，呼唤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品的意义同样非常巨大。作为一名老作家，巴金的思想价值再次凸显出来。

　 由此可见，巴金以及巴金的作品，在20世纪中国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巴金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这也是巴金作品比其文学价值更重要的价值。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巴金探索性的思索有先知般的光芒，需要重新解读

　 巴金先生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所展示的，是一个完整全面的人格，包括了他对自己所作的痛切反省。他耗其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践，都与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状况在知识分子心里的反射紧密结合，他是时代的见证人。

　 如果要了解巴金在未来新世纪里的意义，我想，首先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上一世纪的精神遗产。

　 巴金曾经是一位虔诚的国际化的反强权战士，在他身上凝聚了最为分明的道德色彩与原始正义，在全球化经济成为本世纪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诱惑、也是最大的挑战的时代，巴金先生当年许多探索性的思索仍然会闪烁出先知般的光芒。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对巴金先生的许多作品做出重新阐释，不能停留在过去流行的见识中，不能把它简单化地归结为“反封建”。

　 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不断地阐释，删除一些已经随着时代淘汰的陈旧因素，而发掘其在今天的时代精神中依然具有启发性的艺术力量。

　 谢有顺（著名文学评论家，供职于广东作协）

　 记得巴金，是因为《随想录》为当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

　 巴金在解放前发表的那些作品，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解放后，他基本上没有写太多的东西，但他晚年的《随想录》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之所以以尊敬的心情记住巴金，甚至记住他的生日，以我个人的理解，不仅因为巴金在早年写出了《家》、《春》、《秋》这样的名著，还在于他晚年的时候成了一面反思的旗帜，为当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

　 晚年的巴金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还债的机会———“讲真话”。他自己也说：“《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老托尔斯泰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相比之下，许多与巴金同龄的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随想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巴金使自己的创伤记忆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书面的醒世恒言。细心的读者一定记得，巴金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人。

　 能像巴金那样站出来清算自己曾经有过的卑怯，是难得的勇气。巴金的还债方式是“讲真话”，他认为自己欠的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谎言，自己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这的确叫人心寒。而巴金晚年能对“精神奴隶”的内涵进行反省，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常常在想，一个民族缺乏什么，就应该学会积攒什么，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希望。讲真话、反奴性的精神弥足珍贵，它是一笔我们亟需继承和发展的遗产。

　 我曾经在巴金95岁华诞时写过一段话，今天我仍然愿意用这段话来献给巴金：我们之所以记住巴金，是因为巴金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没有遗忘病床上的巴金，是因为巴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反抗遗忘的人。

　 徐小斌（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世纪老人仍保持着理想主义，追求纯净与光明。这真是很不容易

　 巴老这个人是真诚、透明而纯净的。他的《随想录》里透露的很多东西，都值得他的同时代人和晚辈们认真思考。它提醒了中华民族需要树立反省能力与反思精神，应该抛弃对于历史痛苦的“健忘机制”，而有勇气来直面自己与剖析自己。巴金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其实巴金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以革命热情冲破束缚，寻求自我与自由，他的《激流三部曲》与《爱情三部曲》都完美地表现出这一点。时代变化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会处处碰壁，他们在磕碰中逐步变得现实。而巴老是用一生追求理想的，一个世纪老人仍保持着理想主义，追求纯净与光明。这真是很不容易。

　 衣向东（青年作家，刚刚以中篇小说《初三初四看月亮》获得老舍文学奖）

　 人格的力量决定了作品的力量，巴金品格光明，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能读出温暖

　 作文与做人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随想录》与巴老的人品、胆量与勇气相关，对于“文革”期间内心的某些阴暗的东西，巴老敢于自我剖析。而有的人则是尽量地粉饰，唯唯诺诺。其实以巴金当时的声誉他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他具有品格光明的一面，他才敢于“讲真话”，敢于“把心交给读者”。这正是他人格的魅力，使人充满了对他人品的敬重。

　 其实人格的力量决定了作品的力量。如果人性中有许多让人寒心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在作品中“使人读出温暖”，读出一些“活着的必要”，使人对明天充满向往、期盼和关怀。这才是经得起时间的掂量的。

　 当前年轻人也提倡“张扬个性，弘扬自我”，但与巴老主张的追求个性自由不可完全同日而语。追求个性应该不单单是“小的狭隘的突破的姿态”，也不该是歧途、反叛与走极端，而应沿着人类发展的走向，不断地修缮自己，完善自己。

　 韩军（清华大学附中语文老师、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不小心，得了某种“狂躁症”时，让我们想想巴金，想想巴金老人的质朴与纯真吧

　 巴金的特征是纯真与质朴，他像一个赤子。

　 上个世纪，我们的民族有过太多的浮躁、狂暴、畸变、虚与委蛇，抛弃和远离了质朴与纯真。我们今天谈论巴金，尊敬巴金，推崇巴金，实际就是追寻我们民族的纯真与质朴。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说，我们的民族已经追寻回来了那份质朴与纯真。

　 纯真与质朴，这种品格，太过于平淡，太过于普通，似乎远远比不了“深刻”，远远比不了“激愤”，远远比不了“宏观”。

　 我们阅读老人的一系列作品，无论是他年轻时的，还是年老时的，往往觉得太不解渴，过于平淡，文字过于平铺直叙，琐细繁冗，意旨也太过平凡寡淡，难说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有时我们甚至发生疑问，这是文学大师的文字吗？

　 对质朴与纯真的追求，正是巴金的无可取代之处。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不小心，得了某种“狂躁症”时，让我们想想巴金，想想巴金老人的质朴与纯真吧。

　 我觉得，质朴与纯真，是一个民族精神远征的基点、起点，是一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精神远征的基点和起点。

　 一切离开了质朴与纯真的所谓精神之塔，都可能因失去根基而变成空中楼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今天实际上已然不是单纯谈论、尊崇一个人，我们是对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的呼唤和高扬。巴金在这里成了一个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