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起，随着杭州经宁波到温州的高速公路正式开通，由杭州坐高速大巴至温州不超过4小时。中航浙江公司杭州至温州航线当即面临断炊窘境。一架138座的客机只有几个人坐，这在以往难以想像。中航浙江公司紧急应对，接连两次降价，票价由500元降到150元，只比大巴票价高出30元。

　 “天上飞的”与“地上跑的”互相争抢客源，这一点也不意外。双方都是客运市场的主体，只要遵守游戏规则，随双方争去好了。反正，百姓出行会更方便。

　 如果双方竞争越了轨，各有政府的行业监管机构来限止越轨行为。除此，监管机构应该是超脱的。可是，面对杭温之间客运大战，浙江省公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公管局”）局长张平平对媒体说：“这是交通和民航两大行业间的竞争，我们将与民航一决雌雄。”

　 张局长的话，前半句没有错，后半句却出了毛病。交通与民航争抢客运市场，竞争主体是公路客运公司和航空公司，谁雌谁雄，只能在两大行业内的市场主体中产生。“公管局”是个承担政府公路运输市场监管的职能机构，它在市场中的惟一身份是当好维护公路运输市场秩序的裁判。航空运输市场内，政府也设有管理机构及派出机构担当维护市场经营秩序的裁判。通常情况下，二者的职责是各管一块。万一公路客运与航空客运互相干仗，两大裁判之间则有义务和责任彼此沟通信息、相互协调立场。但即便出现此等情况，落实裁判职能的立足点，仍然在于“管好自己的人”。

　 从“公管局”的职能定位看，谁雌谁雄的结果与“公管局”无干。“公管局”不是市场利益的直接相关人，假如运输市场是成熟的，“公管局”不该、也不可能在这场“天地较量”中得到或损失直接与间接的市场利益。张局长所言的“我们”，显然混淆了监管机构与运输企业之间的界线，将“公管局”当成了“领队”。

　 我估摸着，张局长把“公管局”定位于“我们”，可能是因为“公管局”还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承担政府运输市场的监管职能，又办有局属的运输企业或在独立的运输企业中占有股权。如果“公管局”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那么，“一决雌雄”说多少仍反映出公管局的“婆婆情结”。计划经济时期，行业内的企业都由主管部门管着、护着，属下的企业经营不善，婆婆要挨更大“婆婆”的板子，主管部门着急、干预是正常的。后来改革了，婆婆的“口粮”得靠企业供应，为企业盈利计，婆婆站出来“一决雌雄”也情有可原。但是，主管不同于监管。主管者与受管者有利益联系，监管者与受监管者不能有利益瓜葛。

　 “公管局”也可能高估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其实，中航浙江公司与高速大巴争抢客运市场，远不至于出现“一决雌雄”的惨状。杭州至温州机票降到150元，对航空公司来说可能已是成本极限，可乘客实际乘机费用（进出机场费用、机场建设费、保险费）仍要300元左右。时间的优势（算上候机时间大约两个半小时）被价格的优势抵消了许多。我就不信，同样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的航空公司，会继续不惜血本硬与公路客运“一决雌雄”！

　 以上几种可能性，其实在各类政府部门中都多少存在。从观念到意识再到身份的落伍与混淆，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