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南方都市报》和11月25《中国青年报》，针对“大陆富人中何时能出邵逸夫”及“邵逸夫设奖为内地富豪做出榜样”的舆论提出另一个问题：“富人不学邵逸夫的权利”。

　 富人的确有这样的权利。有人希望大陆“出现邵逸夫”，讲的是富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意思是呼唤“富人之仁”，它并不排斥“富人也有不学邵逸夫的权利”。

　 道德义务和人生权利的确不是一回事。不过，就这两者的关系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富人应该有“富人的道德”，应该对社会更多地负担起法律以外的义务，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底层情结”。“为富不仁”这句古话为什么是个贬义词？它的正面意义就是“富且仁”，这就是“富人道德”。

　 应当承认，爱心在这个社会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慈善”和“博爱”都不允许生长的年代。在词典里，它们曾经是贬义词。所以，慈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一种业已断裂的传统，要重新培育它需要一定时日。而现在，先富起来的人尚没有建立相应的“富人道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是的，如果只从权利方面说，很多事情都将大不一样：我有权利大大方方地坐着，而不给身边的孕妇让座；我可以开车直朝道路中间那位行动迟缓的老人冲去，因为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我有权利直接把污水排进河道，因为我给了排污费；我可以把我的财富带进棺材埋掉，因为我有权利支配我的财产……这些都是权利。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权利”，那是个什么滋味，是不能想像的。幸好，在权利的尽头，有人类的道义和道德参与接力。或者反过来说，在道德无能为力的地方，才由法律规定了权利。人们如果只是按权利行事，而不尽一定的道德义务，那他只是一个“底线的人”。而人们一旦只在“底线”活动，人际关系便骤然生硬，世界便是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