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价的议论，近来听得少了。也不知是因为书价降了，还是读书人的腰包鼓了，或者是觉得说了也白说，于是懒得说了。最近一部书的出版，却又让我想起了这个老问题。

　 我说的是《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此书由著名专家主编，兼之媒体隆重推介，虽尚未亲见，而私下期许它为一部好书，恐怕也没什么风险。但从报章上看到此书的价格，是1999元，就不免使人在买与不买之间，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看上去似乎还不到2000元，但若没有霸王项羽的气力，这部20卷的巨著，一个人怕是很难扛回家的，只好叫出租车代劳，于是，2000元就打不住。

　 我想，不要说收入一般的读者，就是效益一般的单位，也未必愿意为此掏腰包。但我在这里，并不是指责这部书的定价不合理，也不是要讨论书价的问题。在我看来，抽象地谈论书价问题毫无意义。而且，从先前关于这个话题的议论来看，也多有偏颇之处。在谴责书价过高时，应当有所区别，或者说要确立一个重要原则———按质论价。好书就应该价高，但现在的问题是，不那么好的书乃至质量低劣的书，也在吃价高的“大锅饭”，于是，书的价格总水平就暖昧地上去了。可惜，这方面的问题还远未得到重视，图书定价的科学性和灵活性，甚至还比不上菜市场的时令果蔬。

　 读者对于心仪的好书（尤其是大部头好书）不掏腰包，这个意愿既与购买力有关，又不全由购买决定。换言之，读者对书价确实比较敏感，但这种敏感，在事实上又常常受到阅读需求的调节。比如一套《鲁迅全集》，专门从事“鲁学”研究的人与只想从鲁迅杂文中汲取养分的人，于其不菲的价格，敏感就大不相同。定价再高（姑且这么假设），前者也必须买，后者就未必有“必须”这样的强烈愿望，而是很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去寻找版本不那么可心的替代物。

　 您也许猜到了，我不过是想从书价问题入手，谈一个如何卖大部头好书的技术问题。丛书或套书中，单册、单卷的价格，通常高不到哪里去；但捆在一起销售，以便读者各取所需。但在一些书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大部头往往用绳线捆得严严实实，哪怕落满尘土，也决不单卖。书店当然也有苦衷，因为它仅是一个“下游”。若卖掉了其中一两卷，碰到一个要趸买的主，一时又不能填上所缺之书，岂不后悔不迭？为保险起见，只好守株待免。所以，单卖要行得通，出版环节与流通环节的沟通与衔接必不可少。“下游”卖出了其中的一种，“上游”要保证能及时续补。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不是难事，但比起趸买趸卖来，麻烦还是要多一些。假如能为读者着想，在成书之前就预想到这样的事情，效果当然更好。也只有如此，优秀的著作才能更广泛地走向读者，出版及流通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不知道《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是不是可以分卷销售。若是，我就决定买其中的几卷；若否，我就只好指望单位有“必须”趸买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