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为例，领导层每年为村集体创收5000万元，却只能拿到10多万元年薪，相当于普通职工的3倍。如果说‘讲奉献’还能吸引老一代‘村官’们维持现状，对新一代能人，它却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村长”（村委会主任、村支书）论坛上，广州市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锦兴讲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和“村长”们的热烈讨论。

　 参加论坛的“村长”们，来自全国100多个特色村、城中村。他们都是实力非凡的“小康村”，包括“华夏第一村”———江苏华西村、鲁西南第一村———聊城的刘庄村、中国民俗文化村天津玉石庄村、北京丰台区花乡的草桥村等。

　 记者发现，这些带领村民们过上富裕日子的“村长”，如今位置基本没变，不同的是，他们的名片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又多了一项职务：“总裁”、“总经理”或“董事长”。

　 这些老“村长”、“总经理”们，几乎都为当地集体经济的积累立过汗马功劳，现在却为集体经济要不要改、怎么改以及人力、金融资本怎样参与改制等等诸多棘手难题争不出个所以然。杨锦兴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进步伐。

　 杨锦兴所在的沙东村，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资产从最初的400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8亿元，拥有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的物业，年纯收入5000万元。依据国家规定，村干部的收入大致可以按村民平均收入的3到6倍执行，“我们现在是10万元”。可村里有些村民做生意早就挣大钱了，搞得很多年轻村官、公司干部也主动辞职“下了海”。

　 和沙东村不同，山东聊城堂邑刘庄村书记刘耀来参加论坛时“轻松”多了。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入刘庄村村委会的老村官，在今年5月结束的村集体经济的改制中，当之无愧地成了“董事长”、“大股东”。

　 刘庄村去年村集体经济的总产值近1.2亿元。刘耀说：“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如果不及时改制，进一步发展很成问题，主要表现是经济效益日渐下滑，管理层没有积极性。”他强调，企业虽然改制，但企业的用地、厂房等固定资产还归集体所有，每年要向村里上缴使用费和0.5％的销售管理费，现在控制在村里的只剩下养殖场等可以承包经营的资产。

　 江苏徐州马庄村一半的村集体企业完成了改制。村支部书记孟庆喜告诉记者，改制的都是效益不太好的中小企业，而骨干的大型企业现在依然控制在村委会手中。他说：“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收入保证村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如果把集体经济全部卖了，村委会自然不会再有向心力了。”

　 天津蓟县玉石庄村支部书记韩振，面对着这么多“实践经验”有点“消化不良”。他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通过交流比较，为村里的集体企业选择一种可行的改制方案。他说，自己肯定会在改制后的企业中持股，一来自己当村官15年，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确实做了贡献，二来也想监督企业以后的经营方向和运营状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道霞说，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农村集体资产由一个村的村民集体所有，不能分割，不能量化。长期以来，所有权是实质上的虚置。如何解决“集体资产集体共有、人人有份、但大多数人却不受益”的问题，是村集体经济改制的根本所在。

　 黄道霞认为，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段店村进行的股份化公司制改革的经验值得借鉴：该村集体资产（含集体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净值4.2亿元被划分为4个部分：15％为量化资产，40％为公益资产，35％为风险配送资产，10％为奖励资产。

　 其中，15％的量化资产按人头平均分给全体村民，作为村民个人在由集体资产改制组建的有限公司中的股份，达到退休年龄后由公司收回；40％的公益资产的收益用于解决原村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统筹保险及公益建设和服务；35％风险配送资产由村民按比例自愿购买，村民具有完全权利，可继承、转让；10％的奖励资产作为股份奖励给村党委书记。

　 黄道霞说，其实，对于村集体经济的改制，没有固定的模式，关键是要因地制宜。标准是：是否能够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否够确保群众和村干部的利益，能否保持农村社会稳定。